近代知识阶层自强心态的表现

在心态的变换过程中，近代知识阶层最具明显象征意味的主要表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大致说来，近代知识阶层心态转化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期是康有为、章太炎等为代表对经学的批判和严复对西方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译介为代表。

康有为、章太炎皆娴熟于经学，由于他们对经学的深入批判，导致了传统思想产生翻天覆地的后果。其对传统思想所做的破坏效果，虽非绝后，显然是空前^[19]。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向权威提出挑战，对传统提出了强烈地批评。此实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并由此引起学者对经典批评怀疑的态度。章太炎著《訄书》，其中《订孔》《原学》诸篇，则公开从正面批评了传统社会的文化根基——孔子和孔学。当时有人惊呼：《訄书》出版以后，“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20]。康章诸贤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显然绝非个例，其所代表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例如晚清桐城派名家范当世，早年好说经世之学，“其后更甲午、戊戌、庚子之变，益慕泰西学说，愤生平所习无实用，昌言贱之”^[21]。类似于范当世这样的学者的论调，在风气开化、学术昌兴的东南沿海以及湖湘地区，当不在少数。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较之19世纪40—80年代学者改革的呼声，已经不是可以简单比附的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不是反传统的第一代，康有为和章太炎们才是第一代^[22]。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一系列西方社会科学巨著，被学界誉为“严译八部”。由于严复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信”“雅”“达”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因此他并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添加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从而使得这些著作带上了自己的思想烙印，并体现出这个时代鲜明的特色。严复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把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等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观念相结合，继承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传统，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严译著作的出版发行，是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由形式到内容、由现象到本质过程中不断上升的一个界碑。其译著所包含的思想性开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新纪元，使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眼界，看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现实功效和广阔前景。尤其是杂糅赫胥黎和斯宾塞观点而翻译成的《天演论》，为晚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一种能深刻反映时代特点的发奋自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正由于这样的独创，才使得这本书及其思想长久风行、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23]。也正因为他译著的思想性以及对当时的巨大作用，从而使他获得了广泛一致的高度评价。从其同时代的文化名流康有为、梁启超等，到后来的胡适、毛泽东等，都对其倍加推崇。

当然，在这一波从传统转向近代的思潮中，日本的因素无处不在。一方面是在甲午战后，中国从日本翻译了大量有近代思想的书籍共计950余种。更重要的是，其中各级教材所占的比重较大。借助于清末新政而设立的新式学堂，这些教材在读书人及普通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被赋予新义的中国词汇（例如政治、经济、封建、科学等等）又由日本被介绍到了中国。当然，在全球化的刺激下，这些词汇所表达的含义已经与传统话语体系中的指向有了本质的区别，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具有某种普世性的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思想观念的近代转型。

第二期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宣扬。

辛亥革命后，随着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闹剧的粉墨登场，国人开始深刻反思传统思想文化，并对于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地位进行了初步探讨。虽说学者在比对中西文化时尚能持平和的心态，但由于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极端的情绪慢慢占据了上风，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心态的失衡。对传统文化的一刀切式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泛滥等即是显例。通过中西器物、制度乃至文化等方面的比较，失望的情绪弥漫在学术界、文化界，悲愤、急于找到出路的自强民族心态成为当时显性的表现。以至于有学者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将中国传统文化扔进茅厕里”的极端心态，以此可见对以“民主”和“科学”为标志的西方文化的渴求。“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不过，正当国人沉迷于西方的文化、文明之时，一战的爆发及战后帝国主义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分赃大会”，给了期待借助西方文化、文明实现觉醒、强大的中华民族以沉重的打击。中国作为战胜国，但却被当做战败国一样任由列强宰割。在强权面前，所谓的“公理”一无所用。由是知识界、文化界乃至政界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也开始认真剖析中国文化。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基因开始发挥作用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引领中国人民实现走向独立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