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压抑的死亡
在当代文明中，对死亡的排斥是显而易见的。在原始社会，死者仍居于家庭的私密空间，与生者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今天，新兴的都市没有为死者预留任何空间，而是将其发配到郊外偏僻的荒野。不仅在物质空间上，生者与死者日益远离，而且在精神空间上，人们也压抑着死亡，以至于在我们的语言中，“死亡”本身就是一种忌讳。我们避免去谈论死亡，思考死亡，在潜意识里，我们似乎根本不愿意承认死亡。
不言而喻，生死总是身体的生与死：前者是身体的持存，后者是身体的崩解。而人对死亡的看法，也总是基于其对身体的理解。鲍德里亚指出，在启蒙以来西方文明的视野里，身体一直被看作是一种生物学事实。依据这种身体观，死亡作为不可避免的终局，其自身被剥夺了所有的意义而意味着绝对的虚无。从根本上说，人对死亡的排斥，便是对这种无意义的排斥。如果说，疯子、病人、罪恶是作为对健康、理性和正义的肯定而具有存在意义的话，那么，死亡作为绝对的虚无，已为我们的文明所无法容忍，“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它，在今天，死亡是不正常的，这是一种新情况，人之有死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异常，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讨厌的了”。[4]
由此，我们最终将死亡彻底驱逐于社会之外，“生／死”的对立成为我们文明最基本的对立，一道分隔线“／”横亘在二者之间。这道线既是一条连接线，因为它将生死牢牢捆绑在一起，二者总是相互定义；同时它又是一条隔离线，因为生死泾渭分明，非此即彼。而在鲍德里亚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道斜线“／”本身也是一条权力之线，象征着生对死的压制、歧视和排斥，“只有当死亡不再自由时，权力才成为可能”。[5]从生与死分离的那一刻起，权力便产生了，而分隔两者的斜线“／”正是权力的产生之地。
不言而喻，在鲍德里亚那里，权力肇始于对死亡的压制。如果要具体理解这一论断，我们就有必要转向其对权力与死亡间关系的系谱学考察。如前所述，当代死亡观根基于对身体的生物学意义的理解。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身体观本身起源于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在此分离中便产生了“灵魂不朽”的观念。这一观念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法老王的统治时期，当时“不朽的灵魂”只为少数精英阶层所有。而法老王因为具有“不朽的灵魂”而成为“人神”（Man God），并因此获得绝对的统治权力。就此而言，“不朽性最初是权力和社会优越性的象征标志”。[6]实际上，这一死后生存的观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和想象，其实质既是对真实死亡的否定和排斥，也是对死亡领域的统治和管理，“随着活人对死人的排斥，死人才渐渐变成不朽者，这种理想化的死后生存只是他们遭到社会流放的标志”。[7]而法老王和上层阶级的权力便建立在这一想象的基础之上。缘乎此，“死后生存的出现可被当作权力诞生的基本操作来分析”。[8]
一旦不朽性成为权力的区别性标志，那么，永恒灵魂的有无、不朽的相对和绝对便与权力的普遍性密切相关。在原始群体中，因为没有政治权力的结构，也便没有个体灵魂的不朽。古希腊诸神之所以是有死的，乃是因为相关的权力还不具有普遍性。只有在权力占据统治性地位的专制帝国的条件下，才有绝对不朽观念的出现。鲍德里亚认为，最先获得这种提升的是国王或法老，而在其最发达阶段出现的则是上帝的不朽。上帝是最伟大的不朽，每个人的不朽都来自上帝的分配。然而，这种不朽性依然是一种文化特权。鲍德里亚不无讥讽地反问道，“传教士曾经相信土著的灵魂不朽吗？在‘经典的’基督教教义中，女人真的有灵魂吗？……事实上问题总归结为一点：权贵和富人才有灵魂。”[9]
在鲍德里亚看来，死亡的体制——在此是死后永生和灵魂不朽的体制——之所以成为权力的孳生地，一方面，这一体制借以死后世界的借口，向人们提出牺牲今世幸福以获得来世利益的讹诈；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体制建立了一条死亡禁令。权力是监视这一禁令的保证，生与死彻底分离，而活人要与死者联系，则必须通过权力（在此是祭司的权力）的中介。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在“生／死”的二元对立中，“权力就是生死之间的这道栏杆（“／”），就是中断生死交换的这道法令，就是两岸之间的这种通行税和检查站。”[10]
自启蒙以来，随着理性的抬头，神权日益凋零。然而，生死的对立并没有颠覆，权力依然维持着原有的结构。马克斯·韦伯曾不无雄辩地证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内在的一致；同样，在鲍德里亚看来，如果说教会的权力是建立在来世不朽的想象基础之上，那么，理性的权力则是建立在现世超越的想象上，二者目的一样，都是排斥死亡。究其故端，在科学理性的视野里，身体依然是生物学的身体，死亡依然是无意义的死亡。当死亡被看作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终局，时间也就成为一种线性的时间，生命则成为面对死亡终局的“剩余价值”。由此，人们对生命的态度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采取了同一逻辑：正如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化其利润一样，我们也在努力最大化着生命的剩余价值。一方面，犹如宗教徒通过积累善行以获得灵魂的救赎一般，我们也无限制地积累着生产。因为，按照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品是劳动时间的凝结，我们占有产品，实质是占有时间，而对时间的占有，不过是无限期地推迟死亡。另一方面，与神权时代相比，身体的地位获得了戏剧性的高扬。为了追求生命的长度，我们越来越依赖于资本主义体系所提供的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和福利体系等等，也越来越寄托于卫生、养生等知识和实践，以至于不再是我们支配自己的身体，而是身体在支配着我们。由此凸显的是知识、医疗和福利等体系的权力，作为一个总体的体系——消费社会体系的权力，也就是围绕着身体建立起来。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高扬生命价值最大化的社会里，却同时发展出了对老人的歧视。这是因为，如同死亡一样，“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金钱和道德价值）都耗费在这里，却无法找到一个意义”。[11]老人只是通向死亡的缓坡，对死亡的歧视由此从死人延伸到三分之一的活人。易言之，从“生／死”的对立中，我们发展出了“青年／老年”的对立。依据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发展出了对病人的歧视，对疯子、罪犯的歧视，继而是对儿童、妇女的歧视，“其他二元对立，诸如男与女、好与坏、秩序与混乱、个体与社会、工人与劳动等对立，皆源自生与死的分离。”[12]由此，当代消费社会成为一个被两两相对的符号所统治的社会，而歧视性的二元对立则是贯穿、组织整个符号体系的符码（code），其最根源性的歧视，就是生对死的压制和排斥。
然而，我们越是排斥死亡，就越是陷入对死亡的焦虑中。因为，二元对立永远逃不出这样的逻辑：生即不死，死即不生，死之于生，如影随形。我们对死亡讳莫如深，但在大众传媒中，那些与死亡相关的话题，如恐怖袭击、车祸、谋杀案却总是最能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越是压制死亡，却越招致死亡的报复。现代的城市里已没有墓地，不过是因为“现代城市在整体上承担着墓地的功能：现代城市是死人的隔离区，是死亡之城。”[13]如果说都市是当代文化的完成形式，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是充满死亡气息的文化。
无疑，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陷入一个自身无法超越的悖谬。追本溯源，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必须回归到对身体的认识。如果说，那种生物解剖学的身体观无法给死亡以意义的话，那么，鲍德里亚所要做的，就是颠覆这种身体观，重新将死亡纳入到社会文化之中。从根本上说，人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我们依靠身体栖居在大地上，身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充满意义。恰如特纳所言，“人即其身体”，[14]对身体的认识就是对人自身的认识。同马克思一样，鲍德里亚坚信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一个群体或个人都“要让自己在一个交换和关系的体系之中拥有存在的意义”。[15]因而，身体绝不是科学理性所预设的那样是一个仅与个体相关的原子事实，而是一个文化事实或社会事实。[16]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死亡也同样具有自身的社会涵义。从这一身体观出发，鲍德里亚推出了他著名的象征交换理论，也由此开始了对二元对立的全面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