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是福的幸福观

幸福指数成为衡量现代社会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而中国文化总是将其与“心安”或“安心”联系在一起。在传统文化中，“心安”具有“安宁”“安详”、“安顿”等多种含义。对此，先贤有很多论述，如孔子所说的“仁者安仁”（《论语·里仁》），孟子所谓的“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上》），《大学》中的“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老子所谓的“往而不害，安平泰”（《道德经》第35章）等。佛教尤其看重“心安”。据《景德传灯录》卷三载，印度僧人、被尊为中国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东来之时，因一时无法找到传法之人，遂在嵩山一洞窟中面壁静坐。后来终于等来了一个名叫神光（后赐法号“慧可”，即禅宗二祖）的年轻人。慧可立雪断臂求法，终于感得达摩开口，问其所求。“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在这个有名的禅宗公案中，慧可立雪断臂所求的只是“安心”，这也许就是后来参禅之人苦苦追问的“祖师西来意”吧。儒道佛的这种“安心”诉求深深地影响到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白居易在《初出城留别》中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苏轼在《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中也说：“此心安处是吾乡。”连中国老百姓最看重的“五福临门”^[1]，其中的“康宁”就有“身体安康，内心安宁”之意。

从中也可以看出，“心安”既是一种修养方法，也是一种精神境界。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要求人在道德和智慧方面下功夫。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又说：“夫内省不疚，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一个君子只有胸怀宽广、心底无私，才会在自我反省时无愧于心、无忧无惧。孟子也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当作“君子三乐”之一，意思是不做任何自欺欺人、欺心欺天之事，内心自然会感到安乐。其实中国人常说的“心安理得”“安贫乐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等，也都反映了道德修养与心安的内在联系。此外，心安与智慧也密不可分。在传统文化看来，人之所以会烦恼不安，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理，从而盲目地执着外物和强作妄为。唯有以智慧之心照破种种虚妄与迷惑，才能居易俟命、安心立命。

作为精神境界，“心安”的本质就是心之体用的和合，也就是传统文化所谓的“返本还源”“归根复命”，通俗地讲就是“把心带回家”。换言之，“心”只有在其“家”——“道”或“良心”“本心”之中才会真正得以安顿；相反，“心”如果迷失于外在的物欲、名利等，必然会随其得失变化而心猿意马、跌宕起伏并产生焦灼、忧虑等不安体验。因此，真正的“出家人”出离的只是“小家”，追求的却是精神家园和“道”的“大家”，所以我们习惯上称之为“道人”，其居处叫“道场”，管修行叫“安心办道”。当然，只要心中有道，出家与在家的外在形式并不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文化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勉强可以叫做“唯道主义”。“道”本身是超越心物的，但“安心”或“修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确重视的是精神升华而不是物质享受。

这无疑是对治现代社会“物欲横流”之弊病的良药，也是在现代社会提倡“心安是福”的意义，即在社会上营造一种重视精神、珍视道德、尊重智慧的氛围，构建一种内外和谐、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平衡的生活方式。诚如钱穆先生所说：“人类生活，不免分向两途发展。一则重物质生活，尽量向物质上谋求。一则转向心灵生活，改向心灵上完成。西方人生，比较属前一型。中国人生，乃深入后一型。”^[2]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晚年所写的《为美国梦下定义》中则说：“对于现在的普遍情况而言，我认为典型的美国价值体系，即美国梦，尚处于较低需要（例如以收入来衡量）的层面上，并且几乎完全是物质性的标准。也就是说，个人的成功通常是以一个人赚钱的多少以及由此而来的在生活中所得到的象征地位的东西，例如豪华轿车、游艇、高级住宅区内的别墅以及精美昂贵的衣服等。但对于享受美好的生活来说，所有这些象征地位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弃的。”^[3]马斯洛还提到，一个东方修道人会在修道过程中深深地体认到人与万物一体的性质，所以会变得平和、知足、不自私，他所获得的内心安宁与喜悦绝非外在满足所能比拟。换言之，一个专注于精神需要的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生理与物质需要，这似乎可以解释所谓的孔颜之乐、庄子的逍遥等。《墨子·亲士》中有这样一段话：“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所以说，“安居”不一定能“安心”，而“安心”则一定会“安居”。现代人过于注重“安居工程”却忽略了“安心工程”，这不能不说是导致“此心不安”——种种精神心理问题节节攀升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