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命自强的自由观

儒家喜欢讲“天命”，《论语》就多处谈到“天”和“天命”，但明显淡化了早期的宗教色彩。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又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又提到他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天命既然可知、可则（效法），就不再是神秘的了。其实孔子主要是从道德意义上来谈论“天命”的，其主要目的一是为道德确立精神支柱与形而上依据，使人在任何处境下都能安仁自乐、不忧不惧。孔子本人能够处变不惊，就与那种“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的坚定信念有关；二是让人知命自强，专心于道德修养。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由“天”负责的事情，如生死寿夭、贫富穷达等，要安命顺命、不怨不尤，这样才能专注于分内之事即为仁成德。这就形成了儒家的一个重要传统：听天命而尽人事——人只管为所当为，正心诚意、自强不息，而至于结果的成败得失则不必挂怀。孔子所谓的“仁者不忧”“仁者安仁”“求仁得仁”等，无不反映出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承认“天命”绝不是要人消极怠惰，而是把精力集中于那些可以操之在我的道德与学问上面。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作为孔子最看重的道德，是完全由自己决定的，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在我者”（《孟子·尽心上》）。总之，“天命”要求人体认其最本己的责任与使命并对其尽心尽力。

佛教的因果报应观与此相通且包含了更深的内涵。佛教认为，人所造的任何善恶业最终都会得到相应的果报，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据此，人现在的处境是由过去所造的业因决定的，对此，人只能接受或认命，所谓“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但人在接受当前果报的同时，也在以身口意的活动种下未来的业因种子，换句话来讲，人可以从当下开始改变未来的命运。这就是佛教的三世因果观：“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所以人应当在接纳过去的基础上去创造未来，在因地上用功而不要执着于结果，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与儒家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易·文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伊训》）之类的说法相比，佛教的“因果通三世”思想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比如“好人不得好报”之类。而且，佛教最看重“心”的造业功能，认为“起一念必落一界”，所以佛教虽然提倡“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但最终还是落实到“自净其意”“降伏其心”上面。

其实道家所讲的“道法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包含着类似的观念。因为“道”就是宇宙万物最根本的规律或“道理”，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属于这样的道理。它本来如此，既不是由某个神灵创立和主宰，也不是专门针对某人某事而设，所谓“道法自然”。无论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要受到这种“道法”的约束，所以《道德经》云：“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第73章）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77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79章）。因此，在“道”面前，没有人可以逍遥“法”外，人唯有“知道”、顺道而为，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即无为而无不为。

在这一点上，儒道佛三家殊途同归，即都强调命运最终掌握在自己手里，人只有认识和顺应规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或者说认命才能改命，放下才能拿起，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它表面看来是消极的，其实包含着非常积极的人生观；看似宿命论，其实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自由意志的充分肯定。他引导人自强不息、日新其德，“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从而自求多福、改造命运乃至变化气质、希贤希圣；它让人有所敬畏、有所遵循，防止因“无知者无畏”而造成的社会无序，并由此走向“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而其中所蕴含的自制与正义精神，则可以弥补道德、法律等软硬约束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