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的自大心态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最终以大清王朝的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而结束，这也就意味着从乾隆朝开始，奉行了百余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解体，中国被动地进入了全球化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全球化的开端。

大致而言，这一时期与域外打交道的主要是受传统教育的士大夫。长久以来，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两种传统，支持了士大夫对外的基本态度：一是以华夏为中心的优越感；一是戒勤远略的历史教训^[2]。也就是说，由于高度发达的自然经济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决定了士大夫阶层不可能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因而保持了一种相对优越的民族心理。亦即殷海光所说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自我中心的、不以平等看外国^[3]。以这种民族心理处理内外关系，其中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实践操作过程中强调“朝贡体系”^[4]。这一点在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就得到了明显地体现。以这种民族心理或世界观为指导，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自然就会表现为一种自大心态。虽则鸦片战争大清王朝败于大不列颠帝国，但基本上并没有冲击到这种优越的民族心理或世界观。这不仅表现在战后士大夫阶层的反思中，也反映在当时的学人认知上。如战后主战者认为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战术方面的错误；而主和者则认为采用割地求和乃是沿袭了历史上的羁縻制度。无论主战抑或主和，其实质都是并未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严重的社会危机^[5]。又如晚清名士刘禺生介绍当时学界的一般情况，说明光绪中叶以前学者所学仍以乾嘉汉学为业，并不关涉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也甚少涉及西方的地理、政治学说^[6]。因此，即便有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金应麟等先进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对于当时晚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变局有了一定地认识，但他们强调和重视“夷夏之辨”^[7]，以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附会社会的发展变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看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其所开出的药方仍然不脱传统的羁绊，更遑论那些守旧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以及一般普通民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内外部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以及西方器物、观念等的渐次输入，从士大夫阶层到知识界对于世界的体认逐渐丰满。李鸿章、王韬、冯桂芬、曾纪泽、薛福成、郑观应等均在提倡和保存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之术^[8]，以化解内忧外患之局。不过他们所倡导的“西学源出中学论”“自强”说、“中体西用”说等，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工业以至思想观念在中国的萌生，但实质仍是不能以平等眼光视西方，因此对外的态度仍然是消极的、拒斥的。

虽然西方汉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极力鼓吹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客观上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从而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开展，但这样的分析和论断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吻合。在鸦片战争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对待西方的心态仍然是传统的“夷夏观念”。正如李泽厚所说：“尽管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来，已不断有先进的士大夫知识者开始具有新的思想、观念、议论、主张，但不仅为数极少，犹如凤毛麟角；而且这些思想、主张也仅仅停留在理论认识的水平，尚远未构成为某种真正的心态变化。”^[9]无疑，“天朝型模世界观”或“中国中心观”确曾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不过由此而导致的自大心态，影响了“近代对外态度以及外交适应能力，造成中国有史以来严酷之浩劫，此事确实应予检讨，使后世知所警惕”^[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