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凡成圣”的人本观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文化，始终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在理论界，中国文化经常被认为缺乏信仰成分并导致了道德滑坡等现代社会问题。这种观点还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中国文化不仅有信仰，而且有着区别于普通宗教的“人本”信仰。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格神，人与天、心与道、此岸与彼岸之间也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但有着对于神圣与超越的诉求。在传统文化中，神性就寓于人性之中，彼岸就存在于此岸世界。人迷失了自己的真心本性，就是一个凡夫俗子，而一旦返璞归真就可以超凡入圣。因此，无论是圣人还是神、佛，就其本义而言，乃是人性所能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不是什么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救世主。正如孟子所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孟子·尽心下》）所谓的善、信（真）、美、大、圣、神，不过是人格修养的不同境界而已，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达到，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人成即佛成”。人之可贵正源于此。

这样，传统文化就打破了凡圣之间、人神之间的绝对界限，也抹平了世俗与宗教、出世与入世之间的裂痕。人可以也应该去追求神圣和不朽，却不一定要去出家或隐居。因为对于真正的修行人来讲，处处是道场，时时在修行，事事都可以成为修身养性、领悟真理的契机。这就是《中庸》所说的“道不可须臾离”“极高明而道中庸”，老子讲的“和光同尘”“被褐怀玉”，也是禅宗所谓的“不离世间觉”“平常心是道”。这就赋予了日常生活以神圣的意义与诗性的光辉。每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卑微和贫贱，都可以过一种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都可以活在庄严、安详与平和之中。处于什么位置做什么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心”去做人做事。所以，传统文化推崇神圣却不盲目崇拜鬼神，包含宗教精神却不执着于信仰的形式。在多元文化交汇、因工具理性膨胀而面临精神危机的今天，传统文化不但因此而凸显出其在重建精神家园、拯救世道人心方面的价值，而且因其对偶像崇拜和“一神教”意识的淡化避免了独断与僵化，进而可以超越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其实，无论是历史上佛教等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过程，还是当前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接纳与消化，都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巨大包容性与开放性，这也是中国文化能绵延至今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中国文化对真善美神圣的追求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其与现代科学之间也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文化，“以人为本”乃是其基本价值取向，而与现代社会各种形式的“见物不见人”“见神不见人”观念形成鲜明对照。这种“转凡成圣”的人本精神及其所承诺的信仰体系，其实就是一种心灵教育或世俗教化，其重点在于化民导俗，引导人心向善并在其中实现人生的安顿与升华。这就是钱穆把中国文化称为“人文教”“圣贤教”“心性教”“现世教”的原因。他说：“我们可以说：世道人心，实在便已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无此宗教，将使中国人失却其生活之意义与价值，而立刻要感到人生之空虚。”^[4]梁漱溟所谓的“以道德代宗教”与此不谋而合，他说：“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5]

中国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与价值体系对于化解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人性异化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等问题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成为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可以成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注释】

[1]“五福”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2]钱穆：《灵魂与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3]马斯洛，爱德华·霍夫曼编，许金声译：《洞察未来：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4]钱穆：《灵魂与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