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仪、学程：“制于外者所以养其内”
关中书院，系万历三十七年（1609）陕西布政使汪可受等为冯从吾（1557—1627）讲学而建，处西安府安仁坊。康熙十二年（1673），总督鄂善重修关中书院，“拔各郡俊士于中”，礼聘李颙主讲。听众时有总督、抚军，“及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2]李颙为讲会专订《学规》《会约》，“约束礼仪，整束身心。三月之内，一再举行，鼓荡摩厉，士习丕变。”[3]
李颙向重讲学，格外强调会约对进德修业的重要性：“学人不为身心性命则已，如为身心性命，则不可不会友，会则不可无会约。”[4]《会约》之用，实类箴铭：“平日识之明，习之熟，则制于外者所以养其内，谨于始者使其要于终，勉之以当然，而待之以积久，是以其教不肃而成”。[5]李颙《会约》，首列《儒行》，次《会约》十一条，终以《学程》八条，详尽阐发了士人日常仪范、为学之序、德行践履和德性修养等科目。
（一）《儒行》：“制行之准”
《儒行》出自《礼记》，亦见于《孔子家语》，历来被视为儒者德行准的。《儒行》之用，宋儒有异议：“考宋制，新进士各赐《儒行》《中庸》二篇”，而《宋史·高闶传》载：“时将赐新进士《儒行》《中庸》篇，闶奏《儒行》词说不醇，请止赐《中庸》，庶几学者得知圣学渊源，而不惑于他说，从之。”[6]明儒多推崇《儒行》。冯从吾力主《儒行》为孔子所作，是对“君子儒”的详尽阐解。他批评高闶贬低《儒行》之论曰：“闶受学龟山，且不知儒，且自绌儒如此，况异端哉！”[7]黄道周专著《儒行集传》，凡十八章，章各标题，杂引历代史传，详解真儒德行。黄道周认为，以《儒行》判断儒者德行，“悬鉴甚定，取舍甚辨”，完全可资为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之用。于上可见，《儒行》篇虽有“先儒讥其不纯，以为非孔子之言，以其词气近于矜张，非中和气象”，[8]但仍不碍其为士人律身典范，并为治者所用。
《会约》并列《儒行》，凸显了李颙对儒者德行高度重视。深究李颙论“儒行”，首可关注其对“儒”的见解。《说文》道“儒，柔也，术士之称”；《礼记正义·儒行》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传统“儒”说，皆强调儒者“柔濡”一面。李颙论“儒”，则与之不同：
“儒”字从“人”从“需”，言为人所需也。道德为人所需，则式其仪范，振聋觉聩，朗人心之长夜；经济为人所需，则赖其框定，拯溺亨屯，翊世运于熙隆：二者为宇宙之元气，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无焉者也。然道德而不见之经济，则有体无用，迂阔而远于事情；经济而不本于道德，则有用无体，苟且而杂夫功利：各居一偏，终非全儒。[9]
德合三才之谓儒。天之德主于发育万物，地之德主于滋生万物，士顶天履地而为人，贵有以经纶万物。果能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则与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10]
李颙眼中之“儒”，道参天地而经纶万物，本道德而有用于经济，穷达“均有补于世道”，为世人所需。较之前贤，李颙“儒”说可谓宏大而切用。
《儒行》详论儒者德行，计有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刚毅、自立、仕、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特立独行、规为、交友、尊让等方面内容，《礼记正义》归结之为“说儒十七条”。其中，“尊让”以前十五条（“自立”两出）“皆明贤人之儒”；“尊让”分八个方面详论仁德，为“圣人之儒”；篇末首句，则是“夫子自谓”。德行也者，“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论语注疏》卷七）“说儒十七条”莫不以道德践行为旨归。李颙表彰《儒行》，即特重其德行践履之旨：“夫儒服儒言，未必真儒，行儒之行，始为真儒，则《儒行》篇不可以不之监也。是篇杂在《礼记》，兹谨表出，以式同志。懿德之好，人有同然。诚因观生感，因感生奋，躬体力践，有儒之实，斯儒服儒言，无愧儒之名也。”[11]又曰：“我这里重实行，不重见闻；论人品，不论材艺。”[12]李颙尊《儒行》，可见其士重笃实、真儒“贵行”之学的。
李颙重实行，既是关学躬行务实遗风，更欲以儒行之实，对治当时民风士习之弊。李颙道：“今学术不明，士自词章记诵外，茫不知学问为何事。”[13]学政洪琮亦感叹：“今士子务为词章，漫谓苟可干禄，何事讲学！”[14]明清鼎革，社会动荡，士人崇虚尚浮，务词章记诵，“懦靡”“巧令”之风盛行。李颙推崇《儒行》，意在警醒世人，以期拯救士气、转变世风。李颙明确告诫士子，当以《儒行》“为制行之准。行有不若此，便是制行有亏；制行一亏，所学何事，纵有他长，斯亦不足观也已。”[15]李颙痛切地劝诫道：“读儒书，冠儒冠，置身于儒林，即以儒自命，乃甘以应付儒结局生平乎？然则必何如而后可？曰：孔子对哀公儒服之间，《儒行篇》载之详矣。诚自振自奋，自拔于流俗而允蹈之，便是真儒、大儒、‘君子儒’，否则终是俗儒、应付儒、‘小人儒’，而犹居之不疑，自以为儒，‘儒’岂如是耶？亦足羞矣！”[16]真儒重实行，德性贵践履。列《儒行》于《会约》卷首，可见李颙心中真儒型范、学术旨归。
（二）学仪：尊礼崇德
时人评价《会约》：“为学之序与修身接物之要，实与白鹿之旨深相发明。”[17]李颙亦明言，《会约》取法于顾宪成旨在讲明《白鹿洞规》的《东林会约》。细读《会约》，可见其既承袭了阳明学重视书院讲会的遗风，又发明了朱子“白鹿之旨”，而最终归于关学躬行礼教之传统。
《会约》十一条，首推礼仪：
每年四仲月，一会讲。讲日，午初击鼓三声，各具本等服帽，诣至圣前四拜礼，随至冯恭定公少墟先生位前，礼亦如之。礼毕，向各宪三恭，然后东西分班，相对一揖就坐。以齿为序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讲毕，击磬三声，仍诣至圣前，肃揖而退。[18]
如上常仪，具现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礼敬之意。其中，“四拜礼”值得关注。“四拜礼”为明代书院学仪中常规仪式。如紫阳书院《崇实会约》：“交实录于先师前，就坐，待齐排班，向上四拜，分班揖就坐”[19]；仁文书院《讲规》：“初入会谒者，另出四拜”[20]；共学书院《会规》：“诣至圣先师位前，初入会者，行四拜礼”[21]，等等。据顾炎武考证，“古人未有四拜之礼”，自唐以降才有四拜。[22]“四拜礼”为明代隆礼，多用于丧礼、祭礼及朝觐等场合。《大明会典》载：“稽首四拜者，百官见东宫亲王之礼。其见父母，亦行四拜礼。”[23]谒孔子也行“四拜礼”，以示崇儒重道之意。李颙主张对“至圣”、先师行“四拜礼”，对学宪、主教只行恭、揖礼，体现了对儒家道统的尊崇，及对“礼主别”等级秩序的维护。
李颙详订会讲学仪、日常仪行，处处可见礼教精神。讲会礼制，要求开讲前士子沉心静气，会讲时要庄重恭肃，并对服帽、礼器、拜礼以及列席的长幼之序都有严格要求。日常仪行，则要求“行步须安详稳重，作揖须舒徐深圆。周中规，旋中距，坐如尸，立如钉。手与心齐，庄而和，从容闲定，正己以格物。不可轻履市肆，不可出入公门，不可狎比匪类，不可衣服华美。”[24]《礼记正义·曲礼》曰：“礼主于敬”。会讲学仪，讲究非礼勿视听言动之礼仪，践行了儒家“敬”之礼义内涵。《礼记·曲礼》道：“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学仪服帽、礼容、序齿、言行等具体而微的规定，足见名分高下、长幼尊卑、言谈举止，实关乎礼教伦常秩序，不可不谨慎笃行之。
（三）学程：为学之序
《会约·学程》将每日分为六个时段，详论为学次序。黎明即起，静坐观心，“令昭昭灵灵之体，湛寂清明”；既起读经，经注则取明白正大、简易直截者读之；饭后阅《四书》，“务要体之于心，验之于行”；中午焚香默坐，饭后读《大学衍义》及《衍义补》，深研细玩“大人之学”；申酉之交，择“痛快醒发”的诗文诵读，“以鼓昏惰”；晚阅《资治通鉴纲目》，或濂、洛、关、闽，及河、会、姚、泾语录，仍静坐，默检此日意念邪正、言行得失。此《学程》，既研习经史子集著作，又益以切己自反工夫。学有根底又务在日新“盛德”，洵为儒者为学修行要津。
每日功课外，《学程》又规定每月朔望要会友切磋，“相与考德问业”。会中讲论，须切身心性命、纲常伦理，不得语及个人私事、闺门隐事、官员贤否、他人得失、朝廷公事、边报声闻。会中读《康斋日录》《泾野语录》《读书录》《传习录》等“明白正大，最便后学”著作。此外，讲会“公置一簿，以记逐日同人言行之得失”，待会期依之以奖惩。此“得失簿”，系取法于明清民间“功过格”而成。从以上会规实务，可见李颙以进德修业为事，以实德为务，讲论切实，脚踏实地之真儒风格。
《学程》还揭示“不言无论”说，强调为学笃实工夫。李颙道：“习学，先习不言无论。见未透、行未至者，不言；即见已透、行已至者，一概静默不言。”[25]此处“不言”，意在蓄厚养深，不言则已，言则使人信服，终至“三年不言，言乃雍”的为学境界。“不言无论”说秉承了孔子“不言之教”门风：“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欲无言，一则由于不忿其言为世所轻；再则欲以“无言”效法天道，以化成弟子。李颙“不言”与之相合：明季清初，士风轻浮，心学末流堕入狂禅，程朱后学支离饾饤。李颙“不言”，无疑寓含了对这种学风士习的郁愤回应；其“不言”，并非是让士人闭目塞听，而是要以“不言”去深见笃行。“见透”“行至”后之仍“不言”，便是践行“天理”的最高境界。
《说文解字》：“礼者，履也。”通观李颙《会约》，首揭《儒行》之旨，意在重真儒德行；次尽学仪之规，勉以躬行礼教；终详《学程》之法，期以深见笃行。处处强调礼教，既是关学躬行礼教之传统，也是李颙儒学思想之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