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后士大夫的自强心态

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的打开，通过外国的商人、使节，西方的文化随着西方的器物一点点渗入。从自然科学知识的输入到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逐渐渗透，传统的文化慢慢被撕开了一道裂口。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训练的帝国使节、学者如郭嵩焘、严复等，开始对传统文化表示了一定地怀疑，并逐渐改变了对西方文化的“夷狄”式认识。

长久以来，在中华文明的辐射圈内，逐渐形成了体现和代表中华价值的“华夷秩序”。这种秩序安排主要通过文化上的“华夷关系”、政治上的“宗藩关系”以及经济上的“封贡体系”来体现，而其所蕴含的中外交往关系则可以表述为伦理上的“事大字小”、经济上的“厚往薄来”以及颇具政治外交关系的“兴灭继绝”。这种带有强烈道德伦理色彩的秩序观念随着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和1884—1885年的中日战争大清王朝的失败，清政府对越南、朝鲜半岛宗主权的丧失而迅速瓦解。由此也导致了“华夷秩序”轰然坍塌，朝贡体制下的“天下”变成了进化论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万国”。稍后，维新派在学习西方学理构建民族主义理论后的过程中，无论主张学习西方者，还是反侵略者，都不再在“夷夏之辨”上做文章了^[11]。

这其中，甲午战争的影响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有论者谓：“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12]。此言诚实不欺，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外交往方面，与此前均有天翻地覆式的差别。随着“天朝上国”被曾经的“蕞尔小邦”狠狠打倒在地，从上层统治阶级到普通学者，开始广泛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藉此，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急剧的转型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895年在中国思想史上确实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年份^[13]。

甲午以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统一后德国的快速崛起、由于南非金矿的发现导致英国外交重点的转移等等），大清王朝在国际上的处境更加艰难：1897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14]，强租胶州湾，并引起俄、法、英、日等帝国主义群起效尤，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局面；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及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成为了洋人的朝廷。随着国家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社会精英阶层的危机意识进一步凸显。正如有论者谓：“戊戌维新前后，对大清王朝的传统士大夫、学者而言，是一个空前的心灵震撼时代。……经由庚子之后大批留日学生的涌现，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层在开始向近代行进和转化，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而且也开始在情感上和心态上。”^[15]一般说来，传统思想和社会伦理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科举、法律、礼仪及政权等四个建制性的体系。但在1895年甲午战后很短的时间内，这些体系则次第倒台，不仅使得依托于其上的传统思想与纲常伦理顿失所依，而且也给社会民众带来了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感^[16]。

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普遍醒觉，公车上书在当时所引起的轰动即是明证。与此同时，在知识、思想的传播方面，不仅传播的载体有了新形式，而且传播的内容也有了新思想：据统计，1895—1900年间，中国官绅创办的报纸至少有21种；而成立的学会组织至少有73所^[17]；以时务、经世、富强、西学等为名目的丛书大量出版，其中尤以严复所翻译的西方名著影响最大；出于了解西方的需要，西洋教士的书刊更是广受欢迎。更为重要的是，1895—1898年间，由于风起云涌的维新变法运动，使得部分士绅在认为西学无不善、无不美、无不高明、无不有用的过程中，肯定西学的绝对优越性，因此主张充分效法，甚或全盘接受。此种观念尤以风气开化、畅言和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为甚，樊锥、易鼐所言即是显例。樊锥说，“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易鼐也说，“一切制度，悉从泰西”^[18]。此种观念，虽多失偏颇，但亦可见中国受西方文化冲击之深及国人反应之剧烈。

在此心态转换过程中，先前那种带有强烈优越感的盲目自大心态犹如四处漏风的气球，瞬间缩瘪而表现为带有明显崇洋味道的自卑心态。不可否认，此种自卑的心态直接源自于甲午战争大清王朝溃败所导致心理失衡。此后，在官员和知识分子阶层，以前用于称谓西欧人的“夷”和日本人的“倭”，一变而为“西洋人”和“东洋人”。显然，这样的西洋、东洋，并非纯粹的自然地理区别，二是带有与“旧”相对应的时尚、潮流的意味。不过，自卑和自强犹如双胞胎，乃是一种心态的两面。长久以来所积淀的文化心理优势，在此时便转化成为一种奋发图强的自强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