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仁者爱人”理念的政治内涵
第一，“仁民爱众”与民本思想。
在孔子看来，“爱人”不能只限于是爱自己的亲属，在实现“爱亲”的基础上，还要以此为起点去爱大众，达到“泛爱众而亲仁”的境界，也就是把仁爱的对象拓展到全人类。《论语》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12]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每个人不仅仅是其自己家庭和社会的成员，还是全人类的一员。在爱亲之外，人还应当超越血缘和等级的限制，将全人类当作自己的亲人而加以博爱。如何才能博爱大众呢？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13]对老者关怀尊敬，对朋友讲诚信，对少年注重教育，这些可以算是博爱大众的标准。在孔子看来，这是一种相当高尚的道德境界。
但“泛爱众”的博爱人并非泛滥无归。儒家将“泛爱”具体落实在“爱民”之上，也就是政治上的民本思想，即德治、仁政、教化、民本等，这些思想既是儒家民本政治理念的主体内容，也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礼记·哀公问》记载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处理政务，孔子回答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意思是“爱人”是处理国家事务的首要原则。在孔子看来，“爱人”是为政的根本，这是君主保有自身、疆土和政权的关键。孟子也指出，以民为本，取得民心是国家兴盛的关键。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14]意为取得天下的办法在于取得人民的支持，即“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则在于爱民保民。人民对于国家政治和社会安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君主要想保障统治长久，必须坚持“以民为本”。
第二，“宽惠之道”与仁政思想。
“仁者爱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宽惠之道”，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君主要在“爱民”的基础上待民以宽、施民以慧，轻徭薄赋而爱惜民力。在国家的管理中，君主应当推行以教化和礼制为主的仁道政治，而不应当使用严刑峻法以控制和压迫百姓，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或称为“仁政”。孔子的治国思想就是其“仁者爱人”思想的展开，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能施行五种品德于天下就能成为仁者，其中的一条就是“宽则得众”，即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在孔子看来，这是仁在政治上的具体体现。此后，孟子在“仁者爱人”的原则下更提出了著名的“仁政”思想，具体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在物质方面，仁政的要求是法制上的省刑罚、财政上的薄赋税、农业生产上的深耕易耨，主要目的就是让老百姓提高生产积极性以提高国力；在精神方面主要是推行民众教育，并以“孝、悌、忠、信”作为主要内容而进行德育，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在儒家看来，实行“仁政”就可以实现国家的富强，这可以说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在政治上的实践。
第三，“仁者无敌”与义战思想。
“仁者爱人”理念在中国古代的战争思想方面也有具体表现，“义战”思想也是“仁者爱人”理念的重要内容。儒家认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有仁者之心的政治家，无私无畏，故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是无敌于天下的。例如，孔子就强调了仁者之勇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15]，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有勇气，有勇气的人却不一定有仁德。也就是说，最高的勇是仁义爱民的大勇，而不同于秦始皇等暴君的凶残暴烈与寡仁好战之勇。孟子更明确地提出了“仁者无敌”的思想，认为战争成败和国家兴衰的关键在于君王能否行仁政，只有行仁政的君主才能统一天下。如果一国的统治者施行爱民的仁政，包括邻国在内的人民就会将他视为父母而去爱戴，而子女是不会去攻打父母的，因此邻国若发动不义的侵略战争必然会失败，而行仁政的国家因此可以无敌于天下。荀子也从战争的角度阐释了“仁者爱人”思想，他将战争视为去除社会危害、保护人民的手段。荀子说：“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荀子·议兵篇》）[16]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憎恶别人危害他们；义者遵循道理，正因为循理所以憎恶别人破坏道理。仁者用兵打仗的目的是为了禁止残暴、去除祸害以保护百姓，并不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啊！这些观点正是“仁者爱人”思想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体现，反映出这一理念的丰富内涵。
第四，“平等博爱”与民主思想。
仁爱思想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涌入的情况下，不断获得新的诠释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仁者爱人”思想与西方平等、博爱思想的融合方面。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普遍将“仁”解释为平等，如康有为强调仁即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平等之爱，其原则是“人人平等，爱人如己”，他说：“仁之极，所谓平等者。”[17]仁的极致就是平等。谭嗣同也说：“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像为平等”[18]，他认为“仁”的最基本内涵和特征是通，通即平等。实质上，传统儒家“仁者爱人”思想强调“仁”具有亲疏之分的等差性，但康、谭等近代维新派思想家通过对这一思想的重新诠释，使强调等差性的儒家仁爱思想转变成“人人平等”的近代思想，使得“仁者爱人”理念具有了“平等”的新思想内涵。
近代思想家赋予了“仁者爱人”以西方的“博爱”意义，力图打破传统仁爱思想中的血缘与家族界限。孙中山就强调仁的博爱内涵，他在《军人精神教育》中指出：“中国古来学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据予所见，仁之定义，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谓之博爱，即可谓之仁。”[19]近代思想家对古代“仁者爱人”理念的重要改造就是变等差的不平等之爱为平等的博爱，这种借用古代思想观念的形式而注入近代新思想，正是近代思想启蒙和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