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西方科学思想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道、气和阴阳五行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这样。期间虽有一些变化，但波动不大。西方的元素说、原子论和自然法思想则不同，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波动很大。加之中西科学思想在理论形态和思想内涵上有诸多不同，所以，它们对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
就西方科学思想来说，原子论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科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古希腊科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但它一直受到压制。早在古希腊时期，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就遭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严厉批判，正如丹皮尔所说：“不管它在哲学上的价值怎样，在科学上，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说要比它以前或以后的任何学说都更接近于现代观点。它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摧毁性的批判下，实质上遭到压制。从科学观点来看，这应该说是不幸。后来几个时代竟让各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代表希腊思想，这个事实实在是科学精神从地球上绝迹一千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到希腊化时期，伊壁鸠鲁发展了原子论。但却遭到斯多葛学派的反对。公元前1世纪，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虽然全面地复活了原子论，但却遭到西塞罗的压制。原子论长期被埋没，使西方科学的发展受到了损失。
与此同时，元素论长期占统治地位，阻碍了西方科学的发展。这在医学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论曾对希波克拉底的四种体液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后来四种体液说又与亚里士多德的四种元素组合说杂混在一起，长期统治着医学界。一直到公元2世纪，盖伦还沿袭这种学说。英国科学史家亚·沃尔夫曾将盖伦的生理学观点即“灵气”论进行了概括，并指出：“这各种各样‘灵气’的捉摸不定的、半物质和半精神的状态给处于困境的医生带来便利，但对医学科学的进步造成了障碍。”不仅如此，盖伦还认为一切都是由上帝决定的，人的构造也是上帝为了一个可理解的目的形成的。丹皮尔曾对这种有神论的巨大影响作过评论，他说：“盖伦所以享有盛名并影响医学界达1500年之久，并不是由于他的真正伟大的观察和实验，也不是由于他的医术高明，而是由于他从这些观点中用论证方法十分微妙地推出一些教条，并且权威地加以阐释。他的有神论的心理态度既能吸引基督教徒，又能吸引伊斯兰教徒，也是他的影响巨大而持久的一部分原因。”其实，这也正是阻碍西方医学发展的重大原因之一。
自然法思想的流行，也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然法思想对科学发展毫无正面影响。如波依修斯曾把自然法则称为“规律”，认为上帝也不能违背规律而制造“奇迹”，并主张将知识均匀地分配到自然科学、数学与神学中去。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对科学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积极意义很微弱，而且往往为经院哲学家所限制。如阿奎那宣称：“一旦知识不以知晓上帝为目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罪恶的”。这种独断主义使他所谓的“自然法”，只是“神明理性的光辉”，对科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更有甚者是那些在教会中掌权的教士，自称是上帝意志的解释者，认为束缚上帝的意志就是要贬损上帝的威严。在具有法治传统的西方，他们虽不敢公然背弃自然法，但却使其带有更大的伸缩性和更多的随意性。而且一旦有必要，他们就要以“违犯上帝之法”为名来惩治异端分子。
首先，从中国文明来看，作为自然规律的“道”，与西方的自然法有所不同。在西方的各大语言中，“自然法”与“自然规律”是一个词。如英语的“natural law”，就是这样。其缺点是在理论形态上，容易混淆“自然法”和“自然规律”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再就其思想内涵而言，这两个概念也是不同的：自然规律具有客观自在性，是不令自行的，不带强制性；自然法则不具有客观自在性，是由所谓“上帝”制定的，带有强制性。如果将二者混为一谈，势必会给神学以可乘之机。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和基督教士正是利用这一点，堵塞了获取和应用自然知识的道路，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则不同，道是道，法是法，二者有明显的区别。这样一来，“道”作为自然规律则开通了人们获取和应用自然知识的道路，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如老子所谓“道法自然”的自然规律之“道”，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这里的“天之道”具有自然规律之意，显然是从古代天文历算知识中概括出来的。早在先秦，我国就流传着一种历算的损补之法。《春秋文元》传云“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书经·尧典》《夏正》都有“损补”正时的记载。老子的“道”不仅概括了历算方面的成果，而且还促进了数学的发展。以“有余”和“不足”这两个概念而论，“有余”就是“盈”。后来，“盈不足”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内容，如《九章算术》第九章的名称就是“盈不足”。
其次，作为宇宙本体论，中国的气和阴阳五行说与西方的元素论也是有所不同的。西方元素论的形成和发展，倾向于多元化和有神论。在恩培多克勒之前，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大多用一种元素作为万物的始基。后来恩培多克勒、亚里士多德则用四种或五种元素作为万物的始基，这种始基多元化的倾向，在医学领域反映的比较充分，如希波克拉底的四种体液说和盖伦的三种灵气论。另外，有神论在西方长期占统治地位，显然阻碍了医学和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的气和阴阳五行说则不同，它的形成和发展则倾向于一元化和无神论。在我国的科学思想史上，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很早，而气的成论则较晚。在气的理论形成后，自然科学家们多以此来解释阴阳五行说。他们认为，阴阳是气，五行也是气，比较倾向于气的一元论。在他们看来，气是一种不断流动着的物质实体。这种物质实体既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原，又是构成人体的基础。《黄帝内经》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是秉天地之气，随着春夏秋冬的运行之法而形成的，绝不是上帝为了一个可理解的目的而形成的。显而易见，这就用气冲破了有神论。这种无神论思想，是有利于医学和其他科学技术发展的。
再次，中国的气和阴阳五行说具有显著的整体性和辩证性，这是西方的四种或五种元素论所不及的。有的学者指出：“《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在希氏也有类似的说法。希氏认为有土、风、火、水四种原质，又有燥、湿、寒、热四种性质，它们的混合如果不适当，就会引起体内体液的变动而发生疾病。但希氏理论体系，赶不上《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完整和灵活。”其所以“赶不上《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完整和灵活”，是因为《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整体性和辩证性。所谓整体性，是说《黄帝内经》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以“气”为基石，以“阴阳”为核心，以“五行“为系统的。气、阴阳和五行不可分割，构成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种整体性也是辩证性的一个内容。因为强调整体观念，注重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这是古代辩证自然观的一大特点。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气和阴阳五行说要比亚里士多德的五元素论更具有辩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天体由以太构成，而地上的物体则由火、气、水、土组成。这就从本质上割断了天与地的内在联系，因而陷入了天尊地卑的泥坑。《黄帝内经》则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意谓清轻的阳气形成天，浊重的阴气形成地。阴阳虽有清浊之分，但它们都是气。正是通过气，《黄帝内经》才把天地联系起来了。如说：“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一个“变”字，充分体现了气的灵活性和辩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