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观念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对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与共同发展形成相当程度上的阻碍。换言之，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中，世界并非如人们期望中的那般太平，局部地区依然还会爆发战争和冲突，譬如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这些战争与冲突给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安全与稳定。尽管这些战争的爆发涉及政治、经济等诸多原因，但是从根本上讲，仍是由西方文化的固有局限性所导致。

西方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外倾型的商业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其内在的不足而要求自身不断地向外进行征服，以便从外部吸收到营养来发展自身。^[3]因而西方文化便偏重于在空间上进行拓展及以武力的方式来征服他者，这就造就了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往往会采取向外掠夺和侵略的方式，从而引发国际秩序的动荡与混乱。

而中华文化从根本上与崇尚向外拓殖的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和合”是其崇尚的价值所在，在面对差异化的世界时则以“和而不同”为其价值标准。“和合”价值中“和”的含义是和谐、和睦、和善与和平，而“合”则具有聚合、结合、联合、融合等意涵。“和合”一词最早出自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由此可知“和合”最初的含义指的是协调各种关系与各种规范以及治理国家的方式。^[4]此后其内涵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正是基于中华文化中的“和合”观念，我国适时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目的在于调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利益群体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协调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各阶层之间等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在这种“和合”文化的浸润下，全社会可以形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助、友爱、和谐、团结的良性关系，从而有助于一些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及时得以化解，有利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5]

以中华文化中的“和合”观念为指导，我国不仅在国内提出并实施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而且也在国际关系领域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后者的提出正是针对西方文化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偏重的斗争、对立价值而来，其倡导的是一种在世界诸多民族国家和不同文化文明体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中寻求和平相处之道的价值。

因为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各自发展的不同需要往往会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一些不同的主张和选择，美国则是采取霸权主义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和坚持的主张进行干涉，试图将其自身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强加给这些发展中国家，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发展中国家造成矛盾和冲突。面对这种国际现实，中国向来以中华文化的“和合”观念为其思想资源，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和实践“和而不同”的主张，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提倡一种“求同存异”的价值观，从而有助于实现国际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和平发展的目标。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西方国家为了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崛起，有预谋地提出和鼓吹“中国威胁论”，以一种西方文化中的对立观念和冷战思维来妄断中国的崛起将会如先前的美国一般在国际社会中争夺霸主地位，造成新的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导致世界秩序的混乱与不安。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崛起由于坚持的是中华文化中的“和合”观念与“和而不同”的价值，因而其崛起不仅不会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反而在自身崛起的过程中还会帮助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改善经济状况，进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由此可见，中华文化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提供了直接的思想与价值资源。

以上主要是从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维度比较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巨大差异。相比于西方文化的“天人对立”的宇宙观、对外征服型的发展观以及霸权主义的文明观，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追求“和合”的发展观以及“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