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物质本体论

这是施密特谈及哲学唯物主义另一层意蕴。的确，自第二国际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的哲学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宣传普及，都在很大程度上扭曲、误解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多不良后果。最典型的就是对马克思“颠倒说”的不合理解读。也无怪乎列宁感叹：“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19]

虽然“自然概念”是施密特文本中的重要概念，但是物质概念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可以从文本中看到，当施密特在谈及17和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的唯物主义“中心课题”时，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辩证法问题上的差异时，也就是在确证马克思是反对物质本体论时，“物质”一词比较频繁地出现了。不过施密特提及的物质概念有三层含义：“一层是抽象的总体性的物质概念。一层是既包括客体也包括主体的物质概念。”^[20]一层是依赖于人类劳动而存在的物质概念。在第三层意义上的物质概念等同于施密特强调的自然概念。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不是本体论层面上的唯物主义，关键就在于他的新唯物主义的自然概念加进了一个社会实践的中介。施密特指出，“马克思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由此克服了这种一元论的抽象的本体论的性质。”的确，马克思“绝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绝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人之外的实在”。^[21]施密特经由对马克思一些重要文本，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中自然概念的解析，叙述了为什么不能从本体论上去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原因：即马克思反对斯宾诺莎的自在存在的脱离人的自然观念，反对费希特的中介主体只是脱离了自然的精神观念，反对黑格尔的主观与客观非历史地统一于绝对精神的观念。

接着施密特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含涉的物质概念为过渡，从实践中介思想出发，进一步阐明他反对物质本体论的立场。施密特认为在195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就发生了分歧，这分歧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将辩证法与经济学相联系，使自然和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化，而恩格斯则用辩证法去解释现代自然科学的各种成果。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采用的是“一种必然的、外乎事实的考察方法”。^[22]因而施密特强调说：“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归根结蒂仍然是本体论的”^[23]，并断言这种离开人的思维活动和社会实践而独立实现的自然辩证法观点，必将转向泛神论或物活论，最终放弃唯物主义的立场。施密特认为，“既然马克思一开始就承认物质的实在已经被社会所中介，”^[24]既然“马克思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生活过程联系起来”，^[25]那么对马克思而言，并不只想用物质的“世界实体”这同样属于形而上学的东西，来置换黑格尔的“世界精神”。^[26]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哲学中，并不存在“物质是最高的存在原则”的说法。^[27]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拒绝一切形而上学的哲学本体论，因为它的理论目标是人类的解放。这种理论目标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是革命的哲学，“它为的是把人从自己构筑的、无法预测的经济决定论这牢笼中解放出来。”这种认识无疑是深刻的。

特别是他对那时苏联和东欧盛行的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进行的还原论式的、冷冰冰的抽象的物质本体论的解释给予当头棒喝：“不是所谓的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当施密特强调说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理会关于心灵的精神或物质的本性问题；即使对这种问题做出唯物主义的回答，也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唯心主义的、也即贻害人的作用。”^[28]当施密特借用海涅发现的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中包含有禁欲主义的特征的论述，来惊醒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尽管人沒有任何适宜的果腹之物，但至少仍应该有‘科学的世界观’”的现象时，他的指认是无比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