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之未来
20世纪百年文化激进思潮的未来展望，其实主要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前景的展望，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多元一体、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展望。毕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掌握着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处于支配地位，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保守）主义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处于在野地位，且中国持续数千年的传统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有着多层面的相似甚至契合之处，如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论等。因此，决定中国未来新文化发展方向的应该是实践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主义相会通，并兼顾自由主义的“多元一体、综合创新”文化观或文化进路。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一体、综合创新”文化观既包括中共历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探索，也包括以张岱年、冯契、李泽厚、方克力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哲学建构，它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是未来中国新文化发展的主流。洪晓楠在《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一书中，论及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一体、综合创新”文化观说法相近的表述，即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并给以如下评述。[4]
首先，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力图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收现代文化发展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成果的文化理论体系，可以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创新观。它不仅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接续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创新观，而且将之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刺激了海外华裔学者和大陆学者提出一系列新的文化主张，如余英时的“创造性转化”，使得三大文化思潮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中，在寻绎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致思路径时，逐渐获得了研究态度和方法上的共识。当然三大文化思潮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方法上还有众多的思想分歧和理论差别。在新的历史时期，把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中来考察，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是极其重要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推进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理论，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新文化。
其次，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对于解决1980年代以来一系列文化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现状的基本估计、中国文化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基本政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的分析以及中国文化靠什么走向世界、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大势的展望，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在方法论上坚持了全面发展的辩证观点，较好地处理了古今中外的关系，是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古今中外关系的完整回答。这种辩证思想不仅超越了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偏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开辟了在文化问题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思路和新局面。这是近代以来相对最合理、最客观的文化主张，也表现出了一种健全的和合文化心态。
再次，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来看，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既是对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经验总结，也体现了当今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潮流。在当今时代全球化、多样化、多极化、知识化、信息化、民主化的大趋势下，中国正面临着中外文化交流与综合的新时期，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之构建，不仅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的要求，而且批判地吸收了自由主义派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传统与保守主义派的人文传统，注意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人文价值与科技发展的平衡，顺应世界文化发展中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统一与融合的大趋势，力求兼顾世界化、现代化和中国化、民族化两方面的文化发展道路，把中国文化建设置于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线上。因之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最后，多元文化、对立统一、综合创新的辩证法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因为：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更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也是文化价值创造的个体活动规律；创造性是文化的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精神生产是以语言符号系统为特殊工具的智力创造活动。所以，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代表了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积极意义。综合创新的实质是多元文化或多元文化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既对立又统一，既继承又扬弃，最终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本质上是多元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是多元文化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是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辩证法核心在文化发展中的特殊表现形式。
同时，洪晓楠还指出，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在未来发展中应该考虑的几个关键点：第一，要彰显文化的人文关怀，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必须以实现人的自由、充分、和谐的发展为根本目标。第二，必须从先进文化的视角出发，坚持超越中西，走向文化自觉。文化多元主张确立了不同文化传统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意义，不过单纯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有时会导致盲目排外，缺乏对外部强势文化的反思，使我们陷入对本土文化的偏执。这是在文化发展中需要警醒的。客观的应对立场应该是，超越中西文化藩篱，走向文化自觉，即费孝通所讲的，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身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以及所具有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文化自觉的基本价值旨趣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第三，在全球化迅猛扩展的时代，全球性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要立足整个人类的视野考虑文化发展，超越民族和国家利益，建立一种以人类利益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现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利益体系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重要桎梏，如何兼顾民族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对“人”这一物种的生死考验。这是时代留给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个民族的神圣使命。
基于上述认识，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多元一体、综合创新”文化观之构建和发展路径也就大致清晰了。这种“多元一体、综合创新”文化观之内容构成应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一体”、主体，属核心内涵，即中国新文化观的哲学或价值“硬核”，指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一种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和在当代中国新传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最终形成全新的文化理论。这一点类似于香港学者甘阳所倡导的“儒家社会主义”构想。这应该是21世纪中国新文化观建构的主体和“硬核”，是传统与现代的一种理性结合。这种“一体”或主体的建构走向取决于社会实践的发展，思想理论营养离不开对近代数百年来以社会主义思潮、传统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为代表的多样化思潮的借用、吸纳、发展、创新，这种多样化文化思潮的存在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多元性，显示着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21世纪中国新文化观之理论建构的第二部分应为“保护带”层面，包括一组或一系列基本的文化发展原则，这些文化发展与建构原则来源于数千年中外文化史的经验总结。具体包括以下原则：（1）多元性、多样化原则。文化多样性是民族文化和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基础性条件。（2）主导性原则。主导文化或主流文化或主流意识形态是维护大一统局面或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保障，这是数百年甚或数千年不同文化支流汇聚的结果，代表着历史的主潮。（3）文化自觉原则，即文化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并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文明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换句话说，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是民族、国家、文明的灵魂、守护神、生命线、脊梁。（4）开放性、本土化原则。开放互通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外来文化来到异域必须入乡随俗，与当地文化有机结合，实现本土化。本土化原则与文化民族性原则紧密相连，每个国家文化发展必须承继民族传统文化，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成功的关键因素，20世纪中叶以来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证明，背离并斩断传统的全盘西化是不可能取得现代化成功的。（5）立体文化。培育无穷的文化因子，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文化格局，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这应该是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6）和合文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应和平共处、平等相待、和谐共存，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意识或文化观念，同则不继。20世纪著名英国文明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展开的实际对话中称，中国和合文化代表着世界的未来，西方文明中的那种“零和”文化已经是穷途末路。（7）文化综合原则。不同文化在并存的基础上，相互借鉴，探究会通合流之道，为新阶段主体文化建构创造条件。（8）文化创新原则。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尤其在21世纪信息时代，必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大国崛起的唯一路径。（9）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向、也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某种相同之处。在上述文化原则指导下，遵循“多元一体”的发展思路，大力借鉴吸纳社会主义、传统主义、自由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推进21世纪中国新文化理论的一系列创新。其主要内容包括：创造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模式；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体制，即新型市场经济体制——新型民主政治体制——新型科学文化体制——新型和谐社会体制——新型生态文明建设体制；开创体制改革——经济腾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有机统一的新世纪中国文化主潮；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即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创造现代价值取向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进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创新富有时代精神与东方神韵的新方法论体系——中西合璧而又与时俱进的哲学体系；建设现代民族复兴的中华文明新形态，以现代新型主体性（个人和民族）来铸造21世纪的中国文明形态和人类文明形态。
总体而言，“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基本理论层次，即上文所讲的“硬核”和“保护带”，它提出了初步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念，提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及其构成要素；二是理论实践层次，它强调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化，充分利用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料和中国文化所固有的概念、语言形式来阐述哲学、文化，使综合创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出中国化、也就是民族化、本土化的特点。
【注释】
[1]［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韦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页。
[2]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96—97页。
[3]关东：《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哲学研究》1990年第3期。
[4]洪晓楠：《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大连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