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唯物论
张少博
如果仅用一个名称来总结概括马克思所创立的伟大学说，那最为精确的就当数“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了。因为它准确而鲜明的突出了马克思所创立学说的本质特点，标示出马克思的思想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的区别，扼要的阐明了马克思掀起的哲学革命之实质内涵，被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称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
当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平地而起的，它除了有西方思想史上的深厚资源，就是在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体系当中它也是有理论前提的。而这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
世所公认，马克思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在意识形态学说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哪一本或是几本书用来专门的、一劳永逸的阐述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相反，马克思有关意识形态的思想散见于他浩瀚的著作中，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以“意识形态”为名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属于晚近发现的作品，在马恩生前仅发表了第二卷第四章，马克思曾诙谐地说他这部书稿：“既然我们已经到达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1]全书直到1932年才由苏共中央在苏联以德文第一次发表。此书一经发表便引起思想界的震动，因为它是最早的一部马克思用来系统的阐述历史唯物论的著作，同时它也标志着早在1845年，马克思即已形成成熟的唯物史观。而就在这部重要著作一开始，即他正式展开其唯物史观论述前，马克思对当时活跃在德国思想舞台上的一批耀眼明星——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予以激烈批判。在批判中马克思展现出的思想刀锋之锐利，言辞之辛辣给人极深的印象。
早在1843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曾经评论过这些进行着“宗教批判”的思想家们。在那里，马克思对他的这些“朋友”们所做的工作还颇有肯定，认为他们所进行的“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批判的胚芽”[3]，“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4]。但是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态度便有了极大的变化，马克思批判这些自认为其思想具有“颠覆世界的危险性”的“哲学英雄们”，只不过是拿“天真的幼稚的空想”作为自己思想的核心；这些“思想勇士”自认为发动了一场使“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的“世界斗争”，但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自以为是狼、也被人看成是狼的绵羊”。
为什么短短两年，马克思对这些曾经的好友同侪的评价会相差这么巨大呢？其实如果细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能发现，在那时马克思就已经对这股宗教批判思潮有过“敲打”，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5]宗教的批判应进一步拓展为对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这是马克思自己思想的进路，同时也可以视作是他对当时德国思想界的期望。但是德国思想界的动向使马克思彻底失望，他们在对宗教以及黑格尔哲学进行有模有样的批判之后便裹足不前了，既然他们在宗教批判中“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那么他们就理应接着“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6]但是“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7]
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其实已经点明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行动逻辑，即面对德国糟糕的现状，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一切问题的源头都在于当时广大的德国民众头脑中充斥着错误的臆想。无论是基督教信仰，还是被普鲁士当局奉为官方哲学的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在他们看来都是使德国、使德国人获得自由的障碍。所以当务之急就在于改造德国人的头脑，使他们从错误臆想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获得对于自我、世界正确的认识和观念。这种行动逻辑被马克思形象地比喻为把人溺死的原因归结于人头脑中具有重力的观念。
但是仅仅在哲学、神学，即“纯粹的思想领域”进行斗争，在马克思来说是无济于事的，这种所谓的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8]这种斗争越激烈，就越巩固它所反对对象本身的内在逻辑；它实际是把黑格尔哲学体系对于历史展开之法则、现存世界运行法则的认定当作普遍的真理，仅仅对黑格尔的某些个别观点、说法展开攻击。黑格尔最为核心的思想即是认为整个历史本身只是绝对精神这个至高存在自我展开的过程，历史中的一切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这种理论奠定了观念对于世界的支配地位。但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并没有针对黑格尔的这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提出异议，只是一门心思的想用自己的学说替换掉黑格尔关于宗教、道德、法律、国家的论述，这其实就是将黑格尔的历史观念当作大前提，只在个别变量上做文章。可想而知，这样的批判根本没有可能超越它批判的对象，“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9]正因此，马克思才辛辣地讽刺道：“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10]
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想着力点就在于破除观念统治现实的神话。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中，历史是他的基本视阈，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观念、意识并不具有主宰者和推动力的角色。以往的观念系统使人们觉得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是理性的建构，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是与理性的观念体统相对应、相匹配的。但是，马克思颠覆性的认为历史的推动力和真正主宰力并非理性的观念，而是非理性的社会力量，观念系统真正的历史角色其实只是为非理性的主导力量进行“看似有理性辩护”，[11]它是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组成要素，服务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2]这样的思想就被马克思称为“意识形态”。而以往人们对于历史本身的唯心主义观点说到底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崇拜，是意识形态这个神圣的帷幕遮住了人类社会运作和历史进程的真相，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核心就是为意识形态“祛魅”，为人类历史“祛蔽”，让事情本身显现出来。
阐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才对历史做出了重新的研究和考察。首先，他改变了研究历史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也就是历史的真正本体——人及其生产活动。“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的前提是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3]
其次，对于历史的考察方法不能是先验的、思辨的，而是“经验的”，而且“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4]
此外，意识不再是从天而降的“神谕”，“意识（das 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ss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
既然根本的出发点是人及其生产活动，考察的方法是经验的，那么作为一种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一生用力最深的领域就不难理解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得到的总结果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6]
而这些结果并不是什么神秘玄妙的宇宙真理，只是历史的事情本身。由此，马克思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开启了西方哲学作为“柏拉图哲学注脚”命运的终结之路。旧哲学，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在作为意识形态（观念学）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区别，形而上学的命题颠倒过来还是形而上学的命题，它们从根本上将对世界的解释与世界本身的关系错置，将在思维上对现实的把握视为真正现实的存在。这样一来，思维便将进行认识、理解活动的思维自身当作主体，而作为历史的世界本身反倒成为被动、外在的客体。在如此主客二分的结构中，真理总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无论一个哲学家具体持怎样的本体论立场，他们都是将真理视作自在的真理，即机械地将真理视作蕴藏在客观世界之内、有待主体去发现和把握的东西。直到黑格尔，真理才第一次明确的被视为既是自在又是自为的，它不是被动地等待被发现，而是自我展现，这个真理自我展现的过程就是历史。可是黑格尔还是给历史抹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真理被等同于绝对精神，整个世界只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异化。马克思将黑格尔这种“头朝下”的哲学颠倒过来，揭示了其体系的虚假性和非现实性，从而展露出以往形而上学的隐秘根基，使凌驾于现实之上的超感世界彻底倾覆，而一直被遮蔽的真理，即历史的事情本身才最终向我们敞开。至今仍然镌刻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哲学院大楼上的那句响彻整个20世纪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就是对马克思深刻洞见的凝练表述。
由马克思的努力而向我们敞开的事情本身留给我们两条关于审视自己历史处境的启示：
第一，“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8]
第二，“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9]
细细体会这两条启示可以发现，通过这样的交代，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涤除了任何可能滋生历史唯心论的温床，划清了他的学说与其他历史学说的界线。现实中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人主张社会历史的变革需要有观念的变革为前提，“移风易俗”是社会变革者们的自我勉励，同时也是其现实目标。此种社会变革观大都将人的内在意识视为历史的原动力，甚至唯一推动力。历史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出现怎样的拐点，都是首先在人的头脑中事前成型，接而付诸实践的；现实中所发生的，都是人事前认为“应该的”，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人们不再这样认为了，或认为不再应该这样了。因此每每时逢所谓社会变革期，也就是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旧主张成为被攻击、被冲击对象的时期；或者人们从别处学到了某些新思潮，就迫不及待的应用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来解决诸种社会问题。透过这一事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种着眼于观念、思想变革的社会历史观其实就是现实中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流俗历史观，它潜移默化的作为常识存在于我们一般人的意识中。
但是这种历史变革观正是马克思极力反对和批判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历史变革有这样的一段论述：“如果他们（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其次，还要根据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粹批判等无稽之谈，……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再次清除这些无稽之谈。”[20]
“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在这让人振聋发聩的词句中包含的是更加令人警醒的历史逻辑；而相对比之下，历史唯心论者所有恢弘的叙事都成为滑稽的主张，按照他们的逻辑，好像就没有哪个奴隶会认为自己的生活处于苦难之中，好像没有哪个奴隶会认为自己的境遇就不应该如此，一切都要等待伟人、英雄、智者、先知来启迪他们蒙昧的思想，唤起他们变革现实的意识，历史才有可能发生改变。如此一来，那些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先进思想其实就被历史唯心论者打造成为历史的咒语，以为一旦念出，就会产生某种神力。
以这样的认识来反观当下的中国，我们便可以发现现实中的不少人就陷入了历史唯心论的逻辑怪圈，其中不乏学养深厚之士。他们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关注其实就是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他们关于中国当下的改革、转型等重大问题他们的立场、观点、主张多是来自于书本或是别人的头脑，同时将结构复杂、内容繁多的现实世界碾压成为一个平面，进而再用自己的立场、观点、主张来裁剪现实。依照这样的方法，中国的问题被他们总结为自上而下的问题，解决问题的着眼点应该是上层建筑；而他们解决的方法就是机械地将普世价值作为推动历史的公式，将中国问题、中国现象作为变量代入这样一个公式中得出一个结果，进而以这个结果为标准改造一切。而借助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便能认识到按照这套号称能够改变现实、推动历史的逻辑其实根本无法将历史向前推进哪怕一步。行动者在行动中，总是误将自己视为变革的主体，而将真正的主体——社会现实——当作客体和有待改造的对象，这其实只是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重复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而已，他们忘却了主体自身的基础和内在逻辑，即在现实中生产自己生活所需及自己生活的人们，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人们的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改变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的一切社会结构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妥善的把控意识形态安全，坚定的推进发展这一第一要务，就是在当下中国忠于并践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实在之举。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11]借用美国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在其名著《神圣的帷幕》中的术语。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52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52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