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权力的可逆性
作为一个思想的斗士，“象征交换”已成为鲍德里亚标志性的批判武器。在其早期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中，这一概念是针对该社会业已形成的“符号体系”提出的，维多利亚·格蕾丝（Victoria Grace）指出，“象征交换既不是向没有法规的倒退，也不是简单而纯粹的超越，而是对这种法规的消解，”[17]这里所说的法规，即是支配整个符号体系的“那种结构的、二元的分裂”。至其后期，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鲍德里亚对象征交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说明，威廉·帕利特（William Pawlett）总结道：“象征交换是作为这样一种原则出现的，它攻击、削弱、废除或终止二元对立，后者正是西方理性、政治秩序、法律、逻辑与意义的结构。”[18]直言之，我们只有从权力的角度出发，从二元对立的消解去绎析，才能真正理解象征交换的积极意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象征交换理解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并被用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型文化模式。鲍德里亚明确声称，象征交换不是一个内容，而是一种形式，它不仅存在于一切西方、非西方社会，也潜藏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之下。换言之，象征交换乃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法则，我们可以从鲍德里亚的如下界定中窥出这一法则的大致轮廓：“象征不是一个概念，亦非一种动因或一个范畴、一种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一种社会关系。”[19]细绎其义，不难看出，鲍德里亚始终将人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这一关系之所以是“交换”关系，乃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并非是单向的索取或赠予，而是以“相互性”为其基本特征的关系；这一关系之所以是“象征的”，乃是因为，被交换之物并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而是与交换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毋宁说，此时的被交换之物已成为交换者自身身体的一部分，代表着交换者双双的身体出场。[20]因此，所谓象征交换，实质上就是真正的身体间关系。鲍德里亚之所以坚持象征交换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恰恰在于人的身体性存在。
礼物交换是象征交换的典型样板，鲍德里亚关于象征交换的思想，正是来自莫斯对礼物的分析。在对太平洋岛屿上土著居民的夸富宴（potlach）、库拉（kula）等交换模式的研究中，莫斯发现，这些仪式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惊人的浪费和消耗，“对财物的耗费和破坏是无节制的，在某些夸富宴中，人们必须耗尽其所有，赤手而归。”[21]那么，这种近似疯狂的破坏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呢？莫斯分析说，这显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是理性的选择：一个人（或部落）通过自己能够付出（耗费或馈赠）得更多而“羞辱（humiliate）”了对方，从而获得声望或权威。夸富宴上的耗费，与其说是表现耗费者的慷慨和大度，不如说是表现了一种激烈的“对抗”关系，被耗费、馈赠的财富是声望和权威的赌注（stake）。权威是通过耗费建立起来的，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声望在财富的灰烬中腾空而起。
莫斯的人类学分析直接孳乳出了鲍德里亚的象征理论。具体说来，这一理论的内容包括：（1）权力来源于馈赠而非剥夺。这一思想完全颠覆了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传统的观点认为，权力立基于财富的积累和剥夺，依据莫斯的礼物分析，鲍德里亚反其道而行之，坚信“馈赠是权力的源泉和精华本身”。[22]当然，莫斯的权威（authority）毕竟不同于鲍德里亚的权力（power），但也不可否认，权威构成了权力的前提和心理基础。正如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所说，奴隶主权力的前提是奴隶的承认。如果说，剥夺只是导致憎恨的话，那么，馈赠则导致“承认”。由此出发，我们也不难推出（2）回赠（counter－gift）的必然性导致权力的可逆性。礼物交换之所以为礼物交换，乃在于其相互性。回赠也是一种馈赠，如果承认馈赠导致权力，那么，回赠必然导致权力的反转。作为尼采与福柯的继承者，鲍德里亚相信权力的无所不在。因而，真正的解放不是权力的消失，而是权力的可挑战性与可逆性。如果说二元对立是一种压抑性结构，那么，这是因为该结构中断了对立双方的可逆性，割裂了两者的馈赠与回赠的循环，“权力属于那些能够给予却不可回赠的人”。[23]
象征交换与权力的关系决定了人类的交换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当馈赠者在给予的同时，也施加了自身的权力给对方；受赠者要扭转这一关系，必须付出更多的筹码；一旦权力扭转，起初的馈赠者必须再加码以回赠，如此往复，以致无穷。不难看出，正是象征交换打破了个体封闭的环境，使其不得不加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换之中。个体的一切，不仅其物品，而且其语言、知识、年龄、死亡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交换的赌注，也因而获得其社会的意义。缘乎此，鲍德里亚不承认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普遍性，因为潜意识是被压抑的意识，被压抑的东西是不能进入交换的东西。而在以象征交换为主导的原始社会里，一切都处于交换之中，因而不存在压抑，也便无所谓潜意识。
通过象征交换，鲍德里亚还原了一切被二元对立所剥夺的意义，将一切被排斥的东西重新拉回到社会领域之中。与当代文明对老人的歧视相反，鲍德里亚道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其他社会构成中，老人的地位是最有声望的地位，是作为社会的象征支柱而真实地存在着，其原因就在于“岁月是真正的财富，可以作为权威和权力进行交换”。[24]同样，如果说资本主义最基本的排斥是对死亡的排斥的话，鲍德里亚则反驳说，死亡才是我们最大的筹码，最根本的权力。在象征交换中，当一个人以自己的死亡作为赌注的时候，对方也只能以死亡来回赠，否则，他便无法反转死亡的权力。
从死亡的象征交换出发，鲍德里亚发展出了自己的“奴隶系谱学”。依其考察，鲍氏认为，最初战俘是被用来杀死的，通过死亡，战俘不仅洗刷了失败的屈辱，同时也获得了荣耀。后来，战俘不再被杀死，而是战胜者“赠予”失败者以生命，在这一馈赠中，权力产生了，失败者接受了被馈赠的生命，也从此蒙受着沦为奴隶的耻辱。
今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对雇佣劳动者还是对消费者而言，这种象征层面上的权力并未发生变化。工人依然处于接受馈赠的地位，而没有回赠的机会。如同奴隶是通过生命的被给予而成为奴隶一样，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也做着同样的努力，那就是：禁止死亡，剥夺工人死亡的权力。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的劳动、教育、医疗、保障、福利等体系，本质上不过是监督死亡的权力机制，因为这些机制都是单向度的馈赠结构。消费社会的馈赠是方方面面的，其控制也是无处不在。因而，对工人和消费者来说，真正彻底的反抗，就是以死抵抗：夺回死亡的权力，以自己的死亡来回敬体系的馈赠。
在此，需要澄明的是，我们不必将鲍德里亚所言的死亡仅仅狭义地理解为真实的流血事件，而应看作是一种针对二元对立的反抗力量或态度。布拉德雷·巴特菲尔德（Bradley Butterfield）的洞见可谓一语见地，“死亡在鲍德里亚那里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意指那种‘稳定的对立能量’的终结”。[25]同福柯一样，鲍德里亚看到资本权力的无所不在。尤其在消费社会中，作为符码的二元对立借凭对符号的操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生命之所以为生命，恰恰在于其无限的可能性。而在资本温柔的规训下，这种可能性消失了，生命被抽象化为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由此，生命不再意味着生活（live），而降格为生存（survive），失去创造性的活人，也不过是一具能动的僵尸。正如教会的权力建立在对死后的管理上，“国家也是对社会成员已死的身体（dead body）的控制”。[26]就像尼采用铁锤做哲学思考一样，鲍德里亚也在不停地拷问资本文明的价值。其对死亡的推崇，实质上是提倡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的生命态度，此处的死亡“不必是关乎一个主体或身体的真实事件，而是这样一种形式，在其中主体和价值的确定性消失了。”[27]易言之，只有拒绝体系的馈赠，拒绝资本价值的规训，才能开启生命真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