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理念的历史及现代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理念，“仁者爱人”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含的积极内容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仁者爱人”是历史及现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仁者爱人”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儒家认为，具有仁爱思想的人会自觉遵纪守法、遵守社会规则。孔子将孝悌作为仁的根本，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20]也就是说，一个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人，而喜欢冒犯长辈和上司的情况是很少的；不喜欢犯上，而喜欢作乱的人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儒家看来，如果人们能够在家庭中对父母兄长尽孝和顺从，那么他在外就可以对国家和人民尽忠。因为忠以孝悌为前提，孝悌以忠为目的。个人在家庭中接受了长幼秩序，进入社会就易于接受既定的社会规则而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忠孝合一的“孝道”思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家庭和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和政治安定的双重目的。作为“仁者爱人”的核心内涵，孝道是中国几千年伦理道德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主要纽带。在今天，我们提倡的遵纪守法、尊老爱幼、热爱祖国等道德要求，也与仁爱和孝道思想密切相关。古代的孝道思想要求在个人方面修身养性，并实现崇高理想；在家庭方面尊老爱幼，并维护家族和谐；在社会方面尽职尽责，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这些都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第二，“仁者爱人”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仁者爱人”思想要求人们在与人相处中怀着爱人之心，宽容和善待自己周围的人。这一思想体现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就是要“反求诸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思想作为儒家的重要道德准则，在中国古人的个人道德修养、人际关系处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思想家张载就说：“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21]，意为用要求别人的心态来要求自己就达到了道的高度，用像爱护自己一样的心态去爱护其他人就达到了仁的水平。也就是说，要以对待自己的态度对待别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为他人着想。一方面人容易对自己宽容，但同时也要对他人宽容；另一方面人容易对他人要求苛刻，但同时也要反过来批评和反省自己。张载将达到这两条作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实质上这正是孔子“忠恕之道”的发展，即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也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自己不愿意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既是实现“仁者爱人”的要求，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主要原则。由此可见，“仁者爱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正是今天互帮互助、助人为乐和为人民和社会利益而勇于奉献的崇高精神的源泉。我们正需要用这一思想来构建一种关怀和接纳他人、对周围人及社会心存感恩的心态。
第三，“仁者爱人”与爱国精神。
“仁者爱人”思想中包含着崇高的爱国精神。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思想行动符合“仁”的标准，即可称之为“仁人”（“仁者”），“仁人”超越了人的本能，是具有高尚理想、深厚道德修养的人。儒家虽然主张一个人保护自身不受伤害是孝的前提，但当个人面临道义和生命的选择时，中国人往往将道德价值看得高于生命价值，并具有崇高的献身精神。对此，孔子说出这样的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22]当“仁者”的理想与生命发生冲突而不能兼顾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生命以实现他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中，这样的生死观和生活观逐步熔铸成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共同信念，并成为中华民族得以不断前进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爱国情操即来源于此。在中国历史上，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而献身的先贤不胜枚举，这一点在儒家的士大夫中有突出地体现，例如文天祥以身殉国而不仕元朝、史可法战死而不投降清军，他们都是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而支撑他们信念的正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在当今的时代中，中国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依然需要大力弘扬这种为了祖国和人民崇高利益而献身的爱国精神。
第四，“仁者爱人”与和平精神。
“仁者爱人”思想中包含着爱好和平、反对不义战争的精神。孟子就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23]用武力征服别人的，别人并不是真心服从他，只不过是力量不够罢了；用道德使人归服的才是真的心悦诚服。孟子因此提出以“仁政”和“德治”治理国家，并以此处理和解决国际争端。荀子也提出“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思想，陈嚣曾向他的老师荀子提问说：“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荀子·议兵》）[24]也就是说，荀子主张军事活动要以仁义为本，反对不义之战。为什么？仁者因为爱人就反对那些残害他人的人，义者因为遵循道义而反对那些扰乱社会的人。荀子还以历史上的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为例，说明古代明君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为民除害和主持正义，只有正义的战争才能胜利。当今世界之所以战乱不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少数国家为了争夺霸权和财富，不顾本国和他国的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而对其他国家发动不义之战。因此，“仁者爱人”的思想无疑对维护当今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启示我们要反对霸权主义和侵略战争，并且要充分相信仁德的力量，注重改善本国内政以使国民生活幸福，并在此基础上以和平方式建设国家。
第五，“仁者爱人”与生态和环境保护。
“仁者爱人”理念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和环境保护思想。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孟子就提出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思想，就是强调在爱人的同时要爱万物，珍惜每一个生命的存在；而爱惜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山林草木禽兽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用现代生态学的语言表达，就是人类既要利用生态资源为人类服务，又要保持生态资源的循环更新，达到持续发展。西汉思想家董仲舒主张仁者要爱惜包括鸟兽虫鱼在内的生命，宋明理学家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则进一步提出和深入阐释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将仁爱的对象拓展到一切生命。这种“泛爱万物”的思想正是“仁者爱人”思想在人伦道德基础上，由人类向自然界的扩展。由此可见，“仁者爱人”思想中已经包含有今天所说的爱护生态环境、珍惜自然资源的思想。它作为儒家的生态意识与环保意识，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伦理学。在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自然资源被无节制消耗浪费的今天，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我们应当大力借鉴中国古代这种“泛爱万物”的思想，怀着爱惜之心对待我们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总之，中国古代的“仁者爱人”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于我们今天提高国民道德修养、构建良好人际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本文系2016年度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人文社科专项，项目号：16JK745）阶段成果之一。
[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
[3]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2页。
[4]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3页。
[5]（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3页。
[6]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6页。
[7]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5页。
[8]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页。
[9]《庄子》一书最早提出万物一体的思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意为普遍地爱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天与地看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但道家的“万物一体”思想主要指人与万物在自然性上的统一，与儒家强调道德性的意义不同。
[10]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1页。
[1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2页。
[1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页。
[1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页。
[14]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1页。
[1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页。
[16]（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9页。
[17]康有为：《讲仁字》，载董士伟：《康有为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18]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1页。
[19]康有为：《大同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20]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
[21]（宋）张载：《张载集·正蒙·中正篇》，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页。
[2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页。
[23]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4页。
[24]（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