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天下”：先秦儒家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国征战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局面，儒家提出了“仁爱天下”的国际关系思想。“天下”在空间上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还包括四方少数民族居住区。如《管子·匡君小匡》所言“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天下”就是以周王室为中心，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在内的广大区域。但是诸子在讲平治“天下”时，“天下”不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概念和历史文化的概念，它涉及了形而上的道德建构意义，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宇宙构想、道德信仰、自我认同。^[5]即便是对待被周文化所遗弃、轻视的夷狄，儒家也没有囿于宗法社会历史环境的局限，而是给予了肯定。如《论语·子罕》记子欲居九夷，有人劝说九夷之地“陋”，孔子却反驳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可见，孔子看待夷夏，已经废弃了诸如“血气不治”“非我族类”等种类的标准，而以文化论之。孔子认为夷狄在文化上是可以被同化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6]并且在“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行为规范的教化上，“虽之夷狄，不可弃也。”^[7]

儒家“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8]的“天下”情怀，决定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上的立场，——所有的国家、家庭、个人都相互依存，共处于“天下”这个人类集合体中。在圣贤当政的基础上，和谐共处、互尊互爱，创建一个人人相亲、秩序安定的“大同社会”。^[9]儒家在公“天下”与私“天下”的问题上，具有灵活性。他们没有把目光拘泥于传贤抑或传子的政权交替形式，而是肯定了现实的政治状况即“家天下”的事实，提出了国际关系上要实现以天下为一家的终极目标。那么，如何能够“以天下为一家”，儒家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树立仁爱天下的理念。从桀纣亡国的教训中，他们深知“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的道理，^[10]不仅“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当今之“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11]这种遵循“仁义”道德的国家间关系准则，一般会令实行的国家获得更为和睦的国家间关系，甚至可以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和拥戴。这又会使儒家的仁义道德价值向其他国家传播，推动世界走向天下文明。如春秋五霸不仅因其国家实力，而且由其道德感召力而称霸的。这正说明，“以德服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有着现实的、可操作的一面。^[12]

儒家相信道德的感化力，认为修仁德、行仁道能够给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孟子说“苟行仁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13]孟子说“仁”的力量“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14]，从仁政出发，就能做到“仁者无敌”。《荀子·议兵》也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在“仁者无敌”的指引下，儒家提出了仁政化天下的国际关系建构原则。处理当时国际关系中“德”与“力”、“王”与“霸”的冲突，孟子倾向于前者，“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5]认为行仁义是处理好与他国关系的最佳途径，尤其对那些没有实力的小邦弱国而言，“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16]战争绝不是致胜之道，“盖亦反其本矣”，只有“发政施仁”，才有可能曲线实现“御”天下的政治目的，“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17]因此，“仁义之道”不是一张空头支票，它能够给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义以生利，利以平民”。诚如是，便可以“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