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天下、礼信诸邦——原始儒家的国际关系思想及其遗产

张瑞雪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以“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题，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既是我党建党90余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不断成熟和发展的结果，也闪烁着中华民族深厚文化传统的光芒。儒家先哲早在先秦时期，便提出了“仁爱天下”的国际关系思想，一方面与党的上述国际关系主张一脉相承，一方面也可以对我国的外交理念和实践提供丰厚的借鉴。^[1]

关于先秦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用现代的国际关系来理解，对于我国先秦时期是否存在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的问题，学界一直意见不一。传统观念认为，先秦儒家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不是独立的国家实体，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在天下共主的政治格局下的邦国关系，借以维系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仍然是宗法观念，而不是国际公法。所以学者们在分析涉及先秦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时，总是很慎重的使用“国际”这个概念，如阎学通在运用当代国际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来解读先秦时期的部分文献，首先厘清先秦时期的诸侯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因此“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不适用表达先秦诸侯国之间的概念，因此他用“国家间”一词代替“国际”。^[2]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在分析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时把思想资源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叶自成在阐述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时也予以澄清，春秋时期的国家具有近代国家的基本性质。春秋时期周王室已经从天下共主变成了具有一定特殊作用的普通国家，而各主要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大多具有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各国拥有独立的政权，具有相对明确的领土和人口，各自独立决定和处理自己的内政外交，相互承认并达成了一些明确的共同的国家关系准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华夏体系，形成了最早的中国的国际关系体系。^[3]

国外很多学者都用当代国际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等人提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大量的国际政治和外交活动，而且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早期的国际体系。马丁·怀特（MartinW ight）则表示，按照同一定义的标准来观察古代，在战国时期形成的国际体系与古希腊—罗马国家体系以及近现代欧洲国家体系或西方国家体系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的仅有的三种国际体系。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Holsti）专门研究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国际体系的边界（boundaries）、单元（units）、结构（structure）、互动（interaction）和规范（rules）。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不仅形成了国际体系，还生成了成熟的国际社会。^[4]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春秋前期，既往诸侯国之间关系赖以维系的宗法和道德观念还能起着约束力量，但是春秋末年以后，尤其是战国时代，列国分土而治，自领其兵，延聘士人、礼仪明备，各成一系并世代相传，具有实质上的独立性，故笔者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