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思潮的兴起
早在20世纪初,“文化自觉”的观点就有人提出[1]。大致说来,中国近代的“文化自觉”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展开的,费孝通说,“‘文化自觉’,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开始产生的。”[2]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中西文化的碰撞,内忧外患直接促使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西方文明影响和冲击中国以及中国如何应对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化上由不自觉逐步走向自觉的历史。近代以来,一代代先进知识分子自觉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从器物、制度到文化,中华民族在经历中西方的各种激烈冲突和反复比较后,最终选择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许苏民率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问题[3],随后,费孝通对“文化自觉”一词的内涵进行了科学诠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4]。费孝通的言论引起强烈反响。众多学者纷纷以“文化自觉”为主题,撰文发表看法,一些学术机构开展了相关学术研讨会,一些刊物开辟“文化自觉”专栏,形成一股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自觉”思潮,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文化自觉”的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自觉思潮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和所处时代不断变化的产物。首先,时代的变化引起各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关注和审视。人类进入20世纪,各个民族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密集交往,人类的文化状况以及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方位,同此前的各个时代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普遍交往,全球化的进程,人类知识的增长方式,人同自然的关系,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等等,都使20世纪人类的文化状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人类生产力持续高速发展,并且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高度的自觉展现;人类的匮乏状况普遍得以缓解、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在使人类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快捷和便利的同时也使人类的精神生活空前丰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崛起、文化日益走向交流和融会。然而文化的进步,并不能掩盖文化悖论所导致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使文化问题得以凸现和显露,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国家、行政组织等一些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也不断异化和失控发展,人之主体性和人的自由也不断的消解异化。中国社会面临着同大多数民族都相似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等等难题如何破解。难题如何破解,各民族如何和谐相处,这就要求各个民族都要学会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就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尊和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的“地球村”。
其次,经济上的富裕增强了人们对自身文化认可的信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全球大国首屈一指的发展速度,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特别是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高,国际地位显著上升。这意味着中国经过百年的痛苦挣扎和艰辛努力后,中华民族摆脱了巨大的世纪厄难,走上了独立、富强、文明的发展道路,“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成为民族普遍的心理状态。经济的富足促使人们对传统文化和成就进行反思,对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定位进行重新审视。
最后,增强和壮大文化力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是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的地位,如何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如何进一步发挥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对自我文化价值体系的建设也提出了更高、更为迫切的诉求。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发挥传统的优势,利用传统文化衔接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中国模式”,使之成为理解和把握中国现实、观察和判断中国未来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