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亡问题看鲍德里亚对二元对立的解构

马新锋

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资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术语，而更意指一种权力的组织和运行模式。针对这一权力，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不仅以其决绝的挑战姿态，更以其对传统批判方法的超越而自成一道独特的理论风景。如果说，早期鲍德里亚的批判之矛只是指向作为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消费社会的话，那么，随着其运思之途的纵深化发展，晚期的鲍德里亚则开始致力于对整个资本主义原动力机制的深掘。在这一问题上，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大祭师”，鲍德里亚与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一道，认为支配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机制，是一种排斥性、控制性的二元对立逻辑。通过这一逻辑，资本主义体系将一切事物编码为相反相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同时，在此关系中，对立的双方并不是平等的，而是一种本原与衍生、支配与服从的权力关系（如理性／非理性、精神／肉体、男性／女性等等，前者总是以绝对的优势统治着后者）。根据卡娅·塞佛曼（Kaja Silverman）的观点，“一个文化符码就是一个围绕着核心的二元对立而组织起来的概念体系”，^[1]作为一种二元体系，资本主义亦是从某个或某些核心对立派生出来的。那么，这个基本的二元对立是什么呢？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不无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对立即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但在这个问题上，鲍德里亚走得更远，直呼可以“忘记福柯”，^[2]因为，“我们文化‘理性’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排斥，它先于所有其他排斥，比对疯人、儿童和低等种族的排斥更为彻底，它先于这一切并充当它们的模型：这就是对死人和死亡的排斥”。^[3]易言之，在鲍德里亚那里，资本主义统治权力的根源即是对死亡的统治，其最深刻的压抑就是对死亡的压抑，生与死的二元对立构成了资本主义权力等级结构的原型。如果说，对资本权力的颠覆就是对二元对立的解构，那么，对二元对立的解构则首先是对生死对立的解构。

这一解构如何可能？万物有生有死，生与死的对立难道不是一种最明显的对立吗？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转向鲍德里亚对身体的理解，因为生死问题总是与身体问题息息相关。同时，我们也必须转向鲍德里亚对权力的理解，以及其著名的象征交换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