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理论演进
(一)从弥补市场失灵分析到优化产业结构研究
在古典经济学派那里,我们看不到政府应以财税支持科技创新的明确论述。凯恩斯主义提出,为使经济运行达到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政府应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作为一种推动和制约国民经济协调运转的动力因子和控制系统,市场机制是一种利益调节机制,具有较高效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由自由竞争和理性经济人的自由选择,市场能够自动地实现对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当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企业结构面对失衡,即出现市场失灵时,需要国家通过财税和金融政策,将其掌握或控制的有限资源适时配置到社会发展急需的领域,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中小企业发展活动中,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一是不确定性和风险。风险作为市场的“警示器”,通过展示未来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和收益带来机遇和挑战,也对创新的实现带来巨大的潜在成本和障碍。而中小企业由于不具备大企业那样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实力,依靠自身能力很难开展或持续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尤其是探索式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创新的发生。同时,银行也同样缺少向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因此,那些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机会或降低创新风险的企业资源对于科技创新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相关财税政策可有效分担金融机构贷款风险,降低风险损失成本,缓解金融排斥,进一步助推中小企业发展走出融资困境。二是外部性。外部性最初由马歇尔提出,后经庇古、杨格、鲍莫尔、科斯等人发展,现已趋于成熟和完善,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活动中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使企业在得到与该活动相关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为全社会获取更大的收益提供了可能,这是大多数国家对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给予财政政策激励的首要原因。价格溢出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将极大地减少技术创新活动中探索式创新收益,也相应造成了市场失灵,并进而促使企业通过技术模仿采取“搭便车”或实行逐步改进现有产品的利用式创新行为,而不愿主动进行探索式创新活动。因此,针对这类企业为社会带来的正外部性,或说是技术创新的正向溢出效应,政府可采取专项资金、政府采购、税收优惠、金融政策等适当的支持方式,对其创新投入和溢出效应给予合理补偿,从而增加企业创新收益,激发企业探索式创新动力和热情,并对技术研发的“搭便车”行为制定相应的惩戒措施。可见,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需要一定的条件,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可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
优化产业结构说力主政府在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引导和激励作用。配第最先注意到产业结构差异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紧密相关,认为一国为实现赶超和保持领先地位,就要实现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适时转换;克拉克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趋势,完善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法,揭示出三大产业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以及人均收入变化引起劳动力流动的规律;库兹涅茨进一步研究了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则,阐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更高部门转移,从而使得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
同时,政府规制被界定为一种法规,因产业需要而产生,并为保护产业利益而服务,是政府控制众多私人力量的法律形式之一,也是政府判断对市场判断的决然取代。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将逐步实现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随着经济增速下降,产业结构调整正进入关键期。基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能够更好更积极地发挥引导作用,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二)从强化资源基础说到提升功能效率研究
如果说弥补市场失灵和优化产业结构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层面,那么强化资源基础和提升功能效率则主要指向企业微观视角。强化资源基础说是助推中小企业发展的微观理论基础,主要解决企业资源基础的强化或增进问题,尤其是融资困境或资金保障问题。企业都有其内部的和外在的资源优势,只有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资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作为管理单元,同时也是一个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其内部所独具的异质性资源和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源泉,是导致其获利能力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能够得到经济租金的主要原因。短期内,企业竞争力由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所决定,但在长期内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核心竞争力;只有在资源、知识和能力同时符合珍贵、异质、不可模仿和难以替代的标准时,才能上升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成为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而且,为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企业除拥有和获取优势资源外,还应具备对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再分配等能力。资源基础模型的层次依次为资源—能力—竞争优势—行业选择—战略制定和实施。因此,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企业提高生产率,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所需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能有效地获取并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资源基础理论将目标集中在资源的特性和战略要素市场上,以此来解释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和相互间的差异,认为各种资源具有多种用途,其中又以货币资金为最。金融信息不对称理论、规模匹配理论、成长周期理论和“麦克米伦缺口”理论,分别从影响企业信贷配给的直接原因、银行贷款与其规模的相关性、企业在发展历程的各阶段面临着不同的资金需求和因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对发展构成的制约等方面,论证了中小企业资金获得的重要性和艰难性,揭示了融资困境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大难题,伴随和贯穿在中小企业产生、发展和成长的整个过程。因此,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政府利用其所掌控和支配的稀缺创新资源,可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必备而重要的物质基础,弥补创新资源和创新动力的不足,以此推动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与探索式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着对信贷资金供给和资金配置的博弈,中小企业信贷供给尚不能充分满足其资金需求,金融资源整体性最优的帕累托均衡也未能完全实现。因此,财税政策的支持,以及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显得尤为重要。
功能效率伴随着科学管理的产生而出现,是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原则。中小企业的出现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同时也为新管理方式的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企业制度更迭变迁的内驱力就是源于对更高功能效率自然追求的结果。作为选择管理模式的根本标准,能否有效提升功能效率是企业管理制度兴衰的重要标志,同样也是制约企业管理绩效和管理效益的重要原因。为达到公司治理的目标,企业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同时运作。一方面,为实现公司内部机制的良治,公司治理应当具备民主性、问责性、透明度、尊重股东价值、弘扬股东平等精神、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等实质性要点。另一方面,《公司法》设置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内部治理机制缺陷的弥补措施,主要包括法制保障、监督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其中法制保障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公平的竞争市场和治理环境源于健全的法制。外部治理机制的缺失是当前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构建的“软肋”。内生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又意味着,对应于各种不同的外部治理条件,总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相对有效的内部治理模式。法律基础和市场监督机制有助于增强理性经济人预期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提升工作效率。优化管理方式,并监督高管治理行为,保障股东权益,解决公司治理矛盾,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等。
财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也是一种基本制度安排,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模式、提升企业功能效率。同时,法律法规制度势必也对企业提出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要求,以确保相关机构在增加资金供给、投资及提供保险时,注重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审核、债务重组的审计与资产审查等,从而降低债权人借贷风险,也促使企业完善公司治理。
(三)从促进经济发展理论到服务现实需要研究
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历来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历史上,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经历了由外生因素到内生因素转变的过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配第早就指出,技术进步和资本能够增加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劳动人口(劳动力)及高技能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数量对国家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理论”,第一次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就含有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思想。新熊彼特学派认为,小型企业、新兴公司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创新作用更大,因为它们在创造性地尝试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提升。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因素,通过总量生产函数将其纳入经济系统,阐述了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又重新焕发生机,为经济持续、长期增长找到了可靠的源泉和动力。罗默的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批判,认为经济是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而实现持续增长的,该模型的基础主要有:内生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卢卡斯将人力资源理论引入新增长理论之中,其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均衡方程指出,经济增长率与研发部门的生产率成正比,也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知识和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源一样是生产要素;人力资本不仅是高新技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而且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从财税政策的作用看,政府资助和税收优惠为主的财政政策是西方国家对创新激励广泛应用的政策手段,它通过影响企业家行为,鼓励企业家承担风险,从而产生新观念来鼓励创新活动,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财政政策可保证以更高效率促进连续创新并加快经济增长,其中较低的所得税率对企业家活动具有潜在效应,有利于促进经济中“破坏性”创新活动的发生。
人口红利、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一带一路”建设等理论是财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社会经济现实理论基础。首先,人口红利理论指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前兆。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将达到瓶颈状态。生育率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通过对经济增长的稳态水平施加作用进而改变经济增长结果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的下降,意味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逐渐减少,表明我国已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才红利就是人力资源收益减去人力资本投资。
其次,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彰显了我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思维,反映了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当前,我国市场竞争的特点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与旧常态靠低成本来驱动不同,经济新常态以集约型、质量型促进经济发展,是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强调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非总量经济,要求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将经济发展动力从以前的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转向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开拓创新上来。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经济活动中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激活生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并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再次,“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科技创新是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石和可持续发展的利器。
新常态是新时代在经济学领域的表述,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的对内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好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而新常态下的“一带一路”则是对外开放倡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根本要靠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截至目前,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标准仍是一个有较高认可度的指标。增加劳动要素供给的生育政策调整,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但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释放创新红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挖掘人口红利空间,促进技术进步,真正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是中国经济的核心所在。财税支持科技创新必须与这个目标相一致,才能体现政府选择性决策后政策实施机制的有效性,使支持政策起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