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执政制度的发展（1941年5月—1944年9月）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重大历史命题，但是，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亦即新民主主义的执政制度问题，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做出理性而科学的回答。1941年5月，毛泽东指出：现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27]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施政方针做出具体规定，尤其关于“三三制”政策与保障人民权利的政策，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保证机关之职员中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关于廉洁政策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关于民族政策，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28]《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体现了中共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为边区的建设和发展勾画出一个美好的蓝图，也成为其他根据地施政的范本而得到推行。

时隔半年，1941年11月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是一次检阅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的盛会，也是实施《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动员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做的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概况》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边区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新民主主义“是完全适合于中国今天的国情和抗战的需要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陕甘宁边区安放下第一块基石”。^[29]大会按照“三三制”原则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规定，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选举高岗、安文钦、谢觉哉、李丹生、乔松山、任绍亭、王锡成、刘培基、崔田夫9人为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高岗为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其中共产党员3人，占三分之一。会议还选举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共产党员6人，占三分之一，完全符合“三三制”原则。(https://www.daowen.com)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后，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豫边区、冀鲁豫边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召开参议会，并按照“三三制”建政原则，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参议会正、副议长，参议员和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员，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新貌展现在国人面前。

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加强了中共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军队、民众团体的统一领导，成为中共对局部执政方式创造性的探索。

从1942年开始，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减轻了群众负担，提高了办公效率，达到执政成本与社会负担的均衡，也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规定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既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也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尤其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边区政府创办了自给工业，农民广泛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军队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业和部分工商业，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初步形成。还有新文艺运动、“双拥”运动、“劳模”运动、“十一”运动、改造“二流子”运动的广泛开展，使来延安和边区的中外人士称赞“延安成为抗日建国的根据地，也是创建新中国的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