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的成就
新民主主义的财政政策是公私两利：一是取之有道。依靠私营、公营经济的发展，民有余力，公有余财；依靠统一累进税，征收容易，负担合理。二是用之得当。用在当务之急，而不是平均分配；用在必要需用，而不是效少费多。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人力物力分散四处，因此要坚持抗战到底，就必须建立中共中央统一集中领导下的自主灵活的财政体制。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包含财政管理、税收、粮食工作等三个主要方面。1937年12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统一财政问题的通令》，规定：不论任何机关、部队、团体，必须遵照统一财政的原则，建立财政系统，禁止自收自用，从而克服边区财政上的不良现象，为统一和建立边区财政打下了基础。抗战初期，边区实行的是“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财经方针，因为此一阶段它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外援，其次才是有限的税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特点是：1937—1940年财政支出中的51.6%至85.79%依靠外援解决，财政的依赖性很强；1941年以后，外援断绝，财政收入完全变为地方性，但财政支出却具有国家性，因为它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脱产人员特别多——自1941年以来边区每百人要供养至少4名脱产人员，1944年最多时每百人供养将近9名脱产人员。
1937—1940年，为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尽量争取外援，以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见表3－3。
表3－3 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构成表[94]
财政收入中的外援分为国民政府拨发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抗日捐款。抗日军饷按月拨发给编入抗日军队序列的八路军，1937年7月至12月共拨发1527672.84元，1938年4480157.16元，1939年5000436.10元，1940年1月至10月为4997074.11元。抗日捐款历年的收入情况是，1937年7月至12月36254.20元，1938年1973870.97元，1939年604207.53元，1940年5505901.69元。[95]
但是，依靠外援的财政是危险的，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停发每月60万元法币的抗日军饷，再加上延安物价的迅猛上涨，导致边区财政捉襟见肘，各项抗日事业陷入极为困难的局面，造成了1941年的“缺衣少吃”，向群众借粮两次、征粮一次，动员频繁，造成了严重的扰民现象，边区财政遭遇空前危机。为解决财政困难，只能以银行垫款358万元解决财政赤字（占36%）。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的几个月间，由于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大，边区物价继续飞涨，财政预算不断膨胀。为应对危机，边区不得不发动“货币战争”，于1941年1月28日颁布《禁止法币令》，由边区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边币1054万元（其中358万元作为1940年财政垫款）。[96]发行货币不过是解决燃眉之急，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是“开源节流”。
经过大量开发食盐进行外销、加强税收、整顿地方税收、发行救国公债、征收救国公粮等，陕甘宁边区勉强渡过了1941年的财政危机。1942年，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次年统一了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财经领导，成立了西北财经委员会办事处，实行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的财政制度。1943年，晋绥边区向陕甘宁边区输送大量土产。陕甘宁边区抽取晋绥土产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财政困难大大缓解。1943年至1945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特点，一是财政厅直接取之于民的收入最多占47.07%，最少占20.82%，均不超过一半；二是取之于己者，最多到75.5%，最少占40.79%（说明公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效果显著）；三是尽量减少边币发行，稳定物价。[97]
1941年以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自己解决，主要为救国公粮、公草，农业统一累进税；工商业税；公债；公营经济收入等四类。由于大生产运动的普遍开展，1942—1945年民众的公粮负担实际上是下降的，由人均1.22斗下降为0.77斗。1943年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取得了承税耕地数量增加和各阶层负担公平合理的成效，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热忱，充裕了政府财政，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支持了抗战。[98]
陕甘宁边区的工商税收始于1937年，仅在靖边县张家畔、定边县设立了税务局，征收盐税及部分货物税。皖南事变后，边区为解决财政困难开始在各地增设税务局，并成立税务总局、盐务局；确立了税收工作的基本政策，提出了“纳税是全体人民的义务”的原则。税收机构的健全、税收基本政策的确定，为加强边区税收工作，增加税收收入，克服财政困难奠定了基础（见表3－4）。边区的税收以货物税（即关税）为最大宗，而货物税中的入境税又占主要地位。受季节、政治环境的影响，边区每月的税收情况极不平衡，各地的税收也不均衡。
表3－4 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税收占历年财政收入比例表[99]
注：此处税收不包含救国公粮及生产自给收入
1941年，陕甘宁边区发行救国公债500万元，以充实抗战财力，发展生产事业，债偿期为10年，以盐税及商业税为基金，边区银行、光华商店、各县合作社为经理机关。经过艰苦细致的宣传，边区人民开始拥护此项政策，于1941年实际完成了618万的救国公债认购任务。大生产运动丰富了边区的物资供给，充裕了财政收入，边区政府因此于1944年7月就连本带息提前偿清了民众债款，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
公营经济收入来自政府直接经营的专卖事业、工商业，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此类收入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生活物资及其事业费供给的，数量相当庞大。依据1941年的计算和1943年的预算看，公营经济收入超过了陕甘宁边区人民以赋税形式缴纳给政府的部分（包括救国公粮）。可见，公营经济事业是保障财政收入与供给的两大来源之一。例如，1940年公营企业的收入仅占财政收入的0.28%，而到了1944年则占到
36.2%。[100]
陕甘宁边区财政支出的项目主要包括日常经费（生活费、事业费）、粮秣、被服、建设投资、文教卫生、社会救济等几个主要方面。经过1941年的极端困难之后，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良好成绩，基本解决了边区财政收支赤字，实现了财政收支上的平衡。
1935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银行（1937年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而来）为边区政府货币金银的管理机关，维护法币流通，发行少量辅币，解决市场交易找零。1938年6月，边区银行委托光华商店发行了与法币等值的贰分、伍分、壹角、贰角、贰角伍分、伍角等6种“光华商店代价券”。1941年初，又增发了面值为柒角伍分的光华券。
1941年外援断绝之后，边区银行的业务大大扩展，调整为发行边币、调剂财政、投资生产、扶助公私经济、周转贸易、稳定物价、代理金库、经理公债等；本着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吞吐发行”的金融方针，采取了严格控制外汇和管理金银的措施。1941年12月，成立货币交换所，执行公开挂牌、公开买卖的法币政策，并在各分区设立了各种类型的交换所。为了减低边币票面额，收回已经破烂的票子，1944年5月23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决议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以代替边币在市面流通，将边币逐渐收回。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发行，实际仍由边区银行发行。1945年6月1日，西北财经办事处进一步规定：从即日起将商业流通券作为边区本位币，其与边币的比值为1∶20。商业流通券的发行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从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边区的金融、物价再没有发生大的波动。[101]此外，边区的信用合作社，在发展农村信贷、活跃农村经济方面的功用也较突出。
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大致相似，一方面废除苛捐杂税，一方面提倡合理负担，为抗日大业筹款筹粮。晋察冀边区于1941年实行了统一累进税，并在1942年、1943年做了制度调整。但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经济的破坏，民众的财税负担比较重。晋冀鲁豫边区为坚持抗战，采取了突击囤积公粮、整理田赋与征收、修订合理负担办法等财税措施。晋绥边区进行了“四大动员”（即献金、献粮、献鞋和扩兵），征收并统一救国公粮制度，整理田赋。山东抗日根据地也建立了财政统筹与粮赋制度。截至1945年抗战胜利，各根据地的财政税收制度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战时财政体制，不仅支持了抗战到底，而且改善了民众生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区域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构建了一整套适应战时环境的经济体制，既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又发展了经济，保障了战争供给。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和开展经济建设的伟大创造，是党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本体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锻造了宝贵的革命文化，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培养了一大批懂政治、懂经济、会管理的领导干部和专业人才，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顾龙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1997）》，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6—26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4—508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503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2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206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7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250页。
[13]文大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论·经济理论卷》，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2—793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1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21]《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解放》第124期（1941年1月15日）。
[22]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1058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6页。
[28]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8—936页。
[30]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5、47、51页。
[3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6页。
[32]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96页。
[33]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32、157、233页。
[34]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35]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132页。
[36]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140、170—171页。
[37]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96页。
[38]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206页。
[39]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18页。
[40]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https://www.daowen.com)
[41]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2页。
[42]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43]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291页。
[44]参见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59。转引自肖周录、马京平：《陕甘宁边区民事法律的几个问题》，《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
[45]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293页。
[46]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298页。
[47]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433页。
[4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3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49]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9—302页。
[50]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1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51]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129页。
[52]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9、164—165页。
[53]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
[54]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3页。
[55]所列法规，具体参见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经济法规部分》，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
[56]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55、93—112页。
[5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3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1、50页。
[58]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406页。
[59]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161页。
[60]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153页。
[61]雷志成：《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与税收体系探析》，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14页。
[62]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249页。
[6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12—415页。
[64]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126页。
[65]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4—199页。
[66]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9—440页。
[67]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311页。
[68]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21—425页。
[69]陕西省档案局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272页。
[70]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53页。
[7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72]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序第3页。
[73]文大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论·经济理论卷》，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74]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绪论》，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75]刘昭豪：《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构成及其性质和特点》，《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76]杨勇：《民众动员与晋冀鲁豫边区社会经济变迁（1941—1945年）》，河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第51页。
[77]徐建国：《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解决“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55—54页。
[78]王志芳：《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农村经济研究》，山东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第241—242页。
[79]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8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85—86页。
[8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
[82]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333页。
[83]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页。
[8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页。
[85]刘跃光、李倩文：《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86]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40—641页。
[87]1944年8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
[88]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
[89]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9页。
[9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9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1、126—223页。
[9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
[93]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39—446页。
[9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9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20页。
[9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9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98]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124页。
[99]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
[10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17—318页。
[101]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30—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