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的广泛性

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现实政治系统能否提供充分、有效、平等的参与形式和途径，政治系统的民主化程度越高，为公民提供的参与形式和途径就越多，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中，由于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参政热情。尤其是“三三制”政权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形式，赋予社会各阶级、阶层、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以说话、办事的权利，因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地主、富农、商人等都经过民主选举进入国家政权机关。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真诚推进民主，民众也真心拥护民主，是因为它事关根据地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境遇的改变。两者相互促进，遂造就出抗日根据地良好的民主政治局面，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难以想象的，也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所谓人民“没有民主的要求”“缺乏民主的觉悟”“不可能实行民主”的论调。

由于各抗日根据地多在农村，没有或很少有近代工业，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不多，因此在各级政权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延安时期各根据地政治参与的广泛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大批农民的政治参与。据陕甘宁边区统计，从成分上说，在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农民（包括雇农、佃农、贫农和中农，不包括富农）最低占71.8%，高的则占94.5%和95.5%。^[73]1940年晋察冀边区民主选举中，具有代表性的定南、深泽、安平、饶阳、博野、清苑、蠡县等七县的统计，工人和贫农在村代表会中占49.2%，在区代表会中占44.6%，在县参议会中占30.5%。中农在村代表会中占37.9%，在区代表会中占47%，在县参议会中占51.6%。工人、贫农和中农等基本群众在各级民意机关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村代表会87.1%，区代表会91.6%，县参议会82.1%，占了绝对优势。^[74]晋绥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村选中，据11县55个行政村的统计，主任代表中有44%是中农，38%是贫农、雇农和农村工人，16%是地主、富农，村长中有32%是中农，53%是贫农，14%是地主、富农。^[75]农民参政主要集中在村、区和县三级，在村一级农民参政比例最高。农民大批担任抗日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职务，说明延安时期农民的政治参与不仅在量上史无前例，而且在质上，即政治参与的水平上也前所未有。(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共产党将政治参与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手段，把农村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使他们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去，这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源。农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对根据地政权产生认同，抗日民主政权由此获得合法性依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艰苦条件下力量不断壮大，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并在与国民党的力量角逐中明显占优的重要原因。就农民而言，摆脱封建剥削压迫，争取自身解放一直是他们世代追求的目标。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他们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手段，因此追求自我解放的愿望不能上升为推动农民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政治意识。共产党动员下的政治参与，使农民有组织地参与到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开始从长期隔离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的传统农民，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现代农民转型。农民摆脱了小生产方式的束缚，不再像过去那样仅关注自己的生活，而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开始关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及相互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政治责任感、公民意识、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培养和增强，从此焕发出蓬勃的政治热情，展示出巨大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