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了对革命根据地民众的近代启蒙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近百年历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真理，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化和政治主张，不断推进着中国民众的近代启蒙。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化民质”到“五四”旗手的“民主”“科学”的呐喊，再到20年代的“科玄论战”、3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争和社会性质论战等，虽然对中国民众的近代启蒙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思想文化的精英们要么是“中体西用”，要么是“全盘西化”，大多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义理和形而上的理论之争，缺乏向民间社会的拓延，缺少结合民众衣食住行实践活动而进行的近代观念的启蒙。即使有个别人做了一些局部实验，也至多是一种宣传教育，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因此，数次启蒙尽管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广大的工农尤其是农民感受到了多少近代观念，思想意识前进了多少，却很值得怀疑。由于缺少具体可行的实践作为传导近代思想的有力中介，因而在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出现了“两张皮”现象，上层“阳春白雪”，深不可测，终极关怀争论不休；下层仍是“下里巴人”，衣食住行、实用生计、世俗哲学和旧的封建传统观念并行不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对民众的启蒙，但是由于自身理论的不成熟、险恶的军事形势以及“左”右倾错误的影响，收效十分有限。延安时期，中共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农民启蒙的伟大意义。只有将广大民众从封建蒙昧中解放出来，对其进行有效的近代思想与民族独立观念的启蒙教育并且与民众自身的解放结合起来，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革命激情才能极大地迸发出来，而这正是革命的最深厚资源。

正是基于这种高屋建瓴的认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从中国实际出发，以新的姿态、新的内容和新的方法，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以人民大众为对象，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使他们初步从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启蒙，促进了广大民众近代化意识包括人性意识、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全面觉醒，进而实现了中共局部执政地区的初步开化。(https://www.daowen.com)

民族意识的觉醒。抗日战争是一场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正义战争。要赢得抗战的全面胜利，离不开中华儿女民族意识的觉醒。延安时期中共推动的文化建设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教育主题，使广大民众由最初的“保家护村”观念逐渐转变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热情，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正如林伯渠1941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抗战不胜利，大家当亡国奴，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真理，边区人民是早懂得了的。”

民主意识的觉醒。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使民主之风首次吹到了偏远的乡村。由于遭受长期的封建压迫，广大民众民主意识淡漠，既缺乏参政意识，又缺乏参政能力，所以他们或远离政治，或被动服从政治。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文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主政治、阶级平等思想逐渐地深入老百姓的脑海，使他们树立起了民主、平等观念，唤起了他们参与政权建设的愿望；帮助他们掌握了参政所必备的政治知识；使他们在参与民主管理的过程中学会了运用民主的方式。参政意识的觉醒和参政技能的提高，使中共局部执政地区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逐步增加，民主意识不断觉醒。

人格意识的觉醒。通过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广大人民从封建愚昧思想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逐渐认识到自己不是别人的牛马，也不是有钱人的奴隶，而是和所有人居于同等地位、拥有相同权利、具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人，自己的命运要由自己做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文化建设，使广大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颁布，使妇女对婚姻有了重新的认识，不再是过去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是开始大胆地追求婚姻的幸福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