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要突出政治使命

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政治寓意更为浓厚，民众启蒙与政治使命的联系更加紧密。众所周知，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在于广大民众对于革命或改良理论的不了解、不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漠视态度。正是基于对这一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吸收，中国共产党人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对群众进行政治启蒙和教育，使群众了解和接受革命理论，从而将党的政治使命与广大民众的启蒙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广大民众在接受近代观念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将他们的奋斗目标与时代命题和党的政治使命连为一体，直接进入历史的中心舞台，而不是游离于历史舞台之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是用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单纯的文化知识对民众直接进行近代启蒙，使广大民众在摆脱封建陈腐思想的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次启蒙具有近代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寓意。广大民众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增强了革命斗争的政治觉悟，为未来中国文化和政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6]，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中国革命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进行的，必然打着革命战争时代的深深烙印，因而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政治性特征较为突出，这一时期对于民众的近代启蒙也必然含有更为浓厚的政治性寓意。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强大攻势，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进行全民抗战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头等任务。因此，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日启蒙，以调动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去，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建设所担负的民众启蒙使命的中心内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17]“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18]这一论述向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文艺工作的救亡主题，指明了民众是民族救亡的取之不竭的力量之源。文艺工作者只有坚持不懈地对人民大众进行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教育活动，人民大众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才能被唤醒并充分激发出来，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抗日潮流。(https://www.daowen.com)

抗战时期，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勇敢地奔赴前线，深入农村，走向工厂，创造出大量新文艺，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更加积极地为抗战和边区的建设事业而奋斗，使文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文化教育领域也表现出了教育与抗战、生产和边区的实际紧密结合，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融为一体的基本特点。这从当时党中央出台的教育方针就可以清楚看到。1938得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了文化教育的四条具体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和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19]这四条政策充分体现了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方针。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文化建设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继续在解放区，而且也在“国统区”对广大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和教育，使广大民众认识到参加“反蒋”斗争是一场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斗争。于是，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迅速高涨，自觉地加入反对“美蒋”的革命斗争中。

历史证明，广大民众如果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并将之转化为革命的行动，其政治目标肯定无法实现，反抗外来侵略和打倒蒋介石的任务绝不可能完成。由此可见，对于民众力量的评判以及对广大民众在自己革命追求中的定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政治集团的前途命运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符合实际、顺乎民意的文化取向和政治目标，能够将对民众的启蒙与自己的政治目标紧密相连，因而得到了社会最大限度的理解、声援与支持，军事上自然捷报频传，革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也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