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广泛的群众社会团体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35]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36]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无产阶级群众只有组织起来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延安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群众社团的建设，1938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中明确提出：“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37]在1939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八条中明确规定：“扶助人民抗日团体与民众武装之发展，提高人民抗战的积极性。”^[38]在边区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陕甘宁边区各类群众团体纷纷建立。当时，边区的群众团体类别分为救亡、文化、反战、宗教、学术、研究和工、商、医、学等十大类。据1943年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共有群众团体50多个。救亡类团体有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文化类团体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化协会包括音乐界抗敌协会、美术界抗敌协会、作曲者协会、边区戏剧协会、民众剧团、杂技团、群众报社、鲁迅研究会、西北文艺工作团等；自然科学类有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类团体有中国新法学会、新哲学研究会、延安鲁迅研究会；宗教类团体有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延安清真寺、成吉思汗纪念堂；工商学群众团体有：延安工业作坊工会、延安市商会、延安市公营商店联合会、延安留日同学会、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日本工农学校同窗会；延安和边区各学校均有自己的学生会或俱乐部。在边区的乡村中，则有农民自己的组织如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妇纺小组、农会、合作社等基层群众组织。(https://www.daowen.com)

陕甘宁边区群众团体积极参与边区各项事业建设，直接或间接支援了抗日战争。如成立于1938年1月的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曾拥有团体会员24个，会员80多万人，通过进行战时宣传教育、武装民众、募集救国公粮、募捐慰劳前方战士、优待抗属及慰劳抗日军人、锄奸等有力支援了抗战。妇救会在组织边区广大妇女支援前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39年间，陕甘宁边区妇女共做袜子、手套8万双，鞋子近2万双。1941年5月至10月，边区的乡、县、边区三级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第二次民主选举。各党派的比例大致是：共产党员占35%，群众团体40%，绅士名流占20%，国民党员占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