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为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不是出于对普通劳动人民的人类关怀，并不是真正的关心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推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根本制度，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保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保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支援抗战为目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边区社会保障是以服务人民大众为根本目标的。社会保障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一个关于革命政权性质的问题。在封建社会中，国家和政府的一切内务行政都为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服务，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众并不是社会保障的直接对象，即便出现灾荒，国家对饥民给予赈济，也是出于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根本目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他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政党，从其诞生起，就将实现人民群众的幸福和自由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延安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领导下的社会保障是完全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的。

其二，边区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边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的主要对象是抗日军人家属、抗日工作人员家属、残疾退役军人等，边区政府按照先贫后富先抗属后工属公平合理的原则，从物质上的保障和精神上以安慰两个方面给予优待。如在土地房屋、场所器具使用上享有优待；边区公营单位招收员工，抗属给予优先考虑；在日常购物等方面享有优惠和照顾；优先给予银行贷款以及帮助抗属家庭代耕代收，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给抗属提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注意减轻抗属的经济负担，保证抗属的基本生活水平，抗工属子弟入学优先录取；抗工属享受医疗保健优待；同时，对在战争中牺牲、受伤或者致残的军人给予抚恤。社会救济的对象主要是灾民。在赈济灾民的过程中，边区政府主要通过三种形式进行：一是发放赈济粮款，二是以工代赈，三是发放贷款。在这三种形式中，除了第一种是用于非常严重和紧急的灾情，其他主要是通过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的方式进行赈济。社会保险保障对象主要为边区的工人。内容主要涉及工伤、失业、医疗、生育等内容，其中有关工伤、医疗保险，边区政策规定雇工生病、劳动致残或伤亡，雇主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能随意克扣工人的工资，不能随便开除工人，工人在生病期间，必须给予医药费；必须照顾因公致伤致残的工人；工人因公死亡，厂方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好相关抚恤。特别是关于女工和生育保险，女工享有规定的产假，适当缩减孕妇和育婴女工的劳动强度，给予相关特殊照顾。在社会福利方面，主要受惠对象是儿童、老人和公职人员中的知识分子。边区政府规定奖励生育，免费给儿童治病，主动照顾孤儿，并且为了减轻脱产工作人员的负担，实行公家供给、抚育制度。同时边区政府还建立托儿所、幼儿园、学生疗养院、养老院、工人俱乐部，兴办适合不同年龄和人群需要的公共福利设施，为工人、学生、老人、知识分子及妇女儿童等提供福利待遇。(https://www.daowen.com)

其三，边区实行社会保障与群众动员相结合。发动群众参与社会保障是边区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方式。面对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动乱的战争环境，仅仅依靠党和政府的力量是很困难的。因此，积极动员、组织和发动群众投入社会保障的各项工作，成为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举措。第一，鼓励群众互助互济。1938年《新中华报》为边区赈济难民工作发表社论，指出：边区在财政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设法借资救济，借用群众粮食及现金发放给难民；同时各级政府及民众团体发动广大民众采取互助的办法，由群众筹垫粮款，以资维持。社论明确了救济的办法，主要是依靠未沦陷区域广大群众的力量。根据中共和边区政府的决定，在赈济工作中，不仅仅依靠政府拨粮款，更主要以发动群众进行互相调剂，尤其是发动灾民难民参加生产或者政府给他们介绍职业，如打盐、挖药材、打窑洞、安伙子、做雇工等方式，完成社会保障任务。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政府确立了干部负责、发动群众互助互济，帮助就业，组织生产的救灾方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义仓的创办，边区政府积极鼓励人民创办义仓，这与旧时的义仓有着本质的区别，是政府领导群众创办的公益事业，是以积谷备荒的群众运动的形式来解决群众的粮荒问题。第二，开展优待抗、工属和劳军运动。为了保障抗日军人家属、抗日工作人员家属以及残疾退役军人等的生活，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号召开展优待抗工属和劳军运动，帮助抗工属或残疾军人开展代耕活动；积极慰劳当地驻军、警卫部队、残疾军人和抗工属，并进行各种军民联欢；在优待抗工属和残属的过程中，号召边区民众发动劳军运动。在“八一”建军节，关中分区发动了“劳军周”，当地群众给八路军“贺生日”，赤水县某区四乡的80多家新户，把舍不得吃的新洋芋，装了满满一担送给当地驻军，作为第一次参加劳军礼品。关中分区10余万群众，劳军献金45964元、羊65只、猪肉79斤、鸡405只、鸡蛋9435个、瓜菜22余担、蔬菜9670斤、布鞋355双，总值约90万元有余；延安县原计募捐71000元，结果募得86751元；富县政府一声号召，人民拥军“热火朝天”，劳军人群行列、劳品笼笼担担遍于沿途，募集献金278000元、肥猪5口、干柴22万斤、干粮6万斤、蔬菜两万斤。^[34]

由此可见，以群众参与为主、政府救济为辅的社会保障，逐渐成为党和边区政府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形式。这种社会保障模式，对于落后的陕甘宁边区来说，一方面节约了社会保障成本，减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调动了群众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和热情，有助于培养团结友爱的社会氛围，促进了边区和谐社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