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管理的考核奖惩
延安时期，为了管理和规范党的干部队伍，陕甘宁边区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干部考核奖惩条例，对干部进行全面的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给予适当奖惩。1941年7月2日，边区政府颁布的《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规定：“边区公务人员奖惩，在每个年底考绩后施行”；“边区公务人员每年考绩时，由各主管机关长官及高级职员3人以上，组织考绩委员会，以1人为主席；边区、分区、县之考绩委员会组织后，呈请边区政府委员会批准后行之；各机关之考绩委员会，经其主管上级机关批准后行之”。“公务员在任同一职半年以上者始能受考绩。”同时，《暂行条例》还将考绩等级按分数多少定为以下七等：“90分以上者为一等，升级；80分以上者为二等，晋级；70分以上者为三等，记功；60分以上者为四等，不予奖惩；50分以上者为五等，记过；40分以上者为六等，降级；30分以上者为七等，解职。”《暂行条例》还规定：“因工作关系不能升级降级须用其他奖惩者，由各考绩委员会通知该主管机关办理之，因非常功过，临时应该特别奖惩者，不受本条例之限制。”[68]
1943年4月25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政府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并针对边区政府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确立了一套比较具体和相对完善的奖惩办法。该《条例草案》以列举方式规定干部应予奖惩的条件：“一、正确了解，广泛宣传，并具体实现边区施政纲领及政府其他政策法令，成绩优异者。二、对抗战动员，拥护军队，保境安民，增强边区内外各抗日党派阶层之团结，成绩优异者。三、对执行边区之生产、教育两大任务之集中力量，在发展边区经济，执行精简节约，推行干部教育，改进国民教育，注重调查研究方面，成绩优异者。四、在执行上级政府指示之重要任务及同级参议会重要决议时：（甲）能先期完成或超过计划，而不妨害工作质量者；（乙）工作方法特别完善，或有切合实际之创造发明者；（丙）环境困难复杂，善于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者。五、在工作作风上对上级一贯服从，对同级及有关部门和衷共济，对下级及广大群众密切关心，克己奉公，实事求是，积极负责，埋头苦干足资表率者。六、遵行政绩总则、政务人员公约，堪称模范者。七、在为民族与人民奋斗时，由于各种不可避免之原因，而致病负伤及殉职者。八、其有功绩为上级政府或人民所承认者。”[69]同时，《条例草案》还规定干部的奖励形式，其中精神奖励包括书面奖励（传令嘉奖、通令嘉奖、登报嘉奖）和口头奖励（当众宣扬）以及给予奖章、奖杯；物质奖励是发给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和一定数量的奖金。此外，还对被奖励者进行提升职务或者记功并公布。比如，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考核结果，给予王震、王世泰、习仲勋等22位干部以奖励。1943年，清涧县政府传令嘉奖城关区一乡乡长师道久、乡文书惠广义两人，因其勤劳奉公，成绩卓著，给予两人以书面奖励及物质奖赏，并号召各区乡干部向他们看齐。[70]
与奖励条例相对应，《条例草案》也以列举方式规定干部应予惩戒的条件：“一、违犯边区施政纲领及政府其他政策法令（如人权财权保障条例、土地租佃条例等），损害抗战与团结之利益及边区政府与边区军民之利益者；二、不服从或不尊重上级领导，不检查或不管理下级工作，怠工渎职，妨害任务之完成者；三、对上级政府或同级参议会之重要决定（如生产、教育两大任务等）怠工或妨害者；四、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假公济私、包庇蒙蔽者；五、不能团结干部、团结有关部门、团结群众而酿成不应有之纠纷，或侵犯群众利益致妨害工作进行或政府威信者；六、遗失关防印记及政府机要文件者；七、违犯政纪总则及其他失职情事者。”[71]凡各级干部出现上述情况之一者，将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不同的纪律处分。其中，情节严重者，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治罪。纪律处分分为：申斥、警告、记过、记大过、撤职留任、撤职查办。撤职留任和撤职查办是最严厉的纪律处分，只适用于错误性质严重、使工作蒙受重大损失的违法失职人员。
1947年4月28日，边区政府再次紧急发布《关于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及注意对干部的教育奖惩电令》。该《电令》第二条指出：“此次战争，对所有干部是总的考验。各级领导机关，应随时注意对动摇、退怯、逃跑、失职及蜕化分子，予以严厉批评，分别教育惩办，以至撤换。在斗争中表现坚定勇敢的干部，应予以表扬奖励，适当提升。”[72]这些奖惩规定，对边区各级干部继续保持昂扬的革命斗志，致力于全国的彻底解放起着激励鞭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