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历史渊源

中华苏维埃时期的特区政府体制，是延安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历史渊源。还在苏维埃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就曾广泛设立特区政府，其原因是：“（甲）中国旧有行政区域，过于广大，适合于封建统治，不适合于苏维埃的民主集中制。（乙）因斗争发展的不平衡，战争与地势的特殊条件，苏区的发展在多地方，有的只取得全省、全县或全区之一部，有的介于数省、数县或数区之间，不利于斗争的领导。（丙）过去各地各级苏维埃区域，特别是区、乡两级，划得太大，管理不来，许多地方还有村级组织，级数太多，指挥不便。”^[2]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设立介于省和县之间的一级政权甚为必要。除了特区政府，还出现过与之相类似的中心县委和各路办事处，如1932年6月，邓小平就担任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的革命斗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沿袭其前身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体制，设中、西、南、北四路办事处，作为省苏维埃的派出机构，指挥、管辖下属各县区。而其中特区政府是最为常见的。特区政府归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一特区下辖数县，少则两县，多则八九县不等。如从1934年到1937年，陕甘地区先后存在过六个特（地）区政府，分别是：陕甘边南区（1934.9—1936.1），建制归陕甘边区，1935年辖赤水、淳耀、永红、新正、新宁五县；关中特区（1936.1—1937.10），建制归陕甘省，辖赤水、淳耀、永红、新正、新宁五县；陕甘边东区（1935.4—1935.10），建制归陕甘边区，辖红泉、赤川两县；神府特区（1935.11—1937.7），建制归陕甘省，1936年8月辖神木、府谷、葭芦、葭北、榆林五县；陕北东地区（1936.6—1937.7），建制归陕北省，先后辖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延水、延长、宜川、红泉八县；三边特区（1935.11—1935.11；1936.10—1937.5），建制归陕甘宁省，下辖定边、安边、盐池三县。^[3]

以上这些地（特）区级政府建制与后来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有着历史的联系。中共中央到达西北苏区后，重新调整西北苏区行政规划，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作为西北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在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中，省所辖之特区及县有所变动，但省—特区—县这一行政格局基本上保留了下来。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各特区政府经过改制后，因需与国民政府地方建制保持一致，遂逐步更名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特区建制为新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