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是中共局部执政的“试验区”和“示范区”
在延安时期中共领导建立的诸多根据地中，陕甘宁边区具有首席根据地的地位。中共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政策，都是在这里首先得以贯彻并取得了成功，进而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示范区。1942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研究院院长的李维汉（又名罗迈）即将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边区政府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在枣园找他谈话，再三叮嘱：“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李维汉后来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写道：“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52]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秘书长的任弼时也曾经说道：“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即根据地的领袖地位。这个区域里的一切重要设施，对于其他根据地有一种先导的模范的作用，要为其他根据地所效法。”“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于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就是说，边区每一个政策的实施，国内外的人士，国民党，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都可以把它看成为我党中央的设施，并根据它来判断我党的动态……边区的每一进步政策，不仅可以使大后方的人民‘心向往之’，而且也未尝不可提供我们的友党参考。”[53]由于陕甘宁边区特殊的地位和有利的条件，因而它在中共局部执政中就具有“试验”的性质，使这一政权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雏形”。
陕甘宁边区是首创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模范。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政权结构充分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形成了最广泛的执政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抗战，共同管理边区、建设边区。“在我们这个没有民主传统国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创造。”[54]
陕甘宁边区是首创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模范。抗战时期，边区政府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休养民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行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协调发展的政策；在财政方面，实行照顾各方利益，适当征粮征税，合理负担，开源节流，厉行节约，生产自给的政策；在土地政策上，除已完成土改的地区外，一律实行减租减息。上述方针政策的实行，合理地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对于战胜困难，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改变边区经济落后面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陕甘宁边区是首创新民主主义文化制度的模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边区各项文化事业原本就十分落后，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疫病流行。边区党组织和政府按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方向，在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拓荒”式的工作，使边区文化的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陕甘宁边区在局部执政中的示范作用，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权力系统。这个政权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直接代表人民，独立于政府之外，归上级议会指导，行使立法权，选举各级政府，决定各级政府的大政方针并监督其实施。各级政府作为行政机关，独立于议会之外，归上级政府领导，其职能是执行议会决定、总理政务。议会和政府各自独立，各有各的系统，各自行使各自的职能，两个系统相互制约，议会监督政府，政府牵制议会，形成一个有机的和谐体。司法机关，包括检察、审判等则作为一个子系统，从属于政府这个大系统，在政府的领导下独立行使司法权。第二，边区的施政纲领对建立新国家具有前瞻性的指导作用。边区政权所执行的政策的前瞻性，突出表现在前后两个“施政纲领”的制定和实施上。第一个纲领，即按照中共中央的主张，对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诠释。《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公布后，边区政府积极组织实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边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1941年5月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继承《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施政主张：一是通过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经济上实行三大民主，进一步调节阶级关系，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政党和人群共同抗日、建设边区。二是厉行精兵简政和廉洁从政，即使军队、政权机关的规模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也提高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三是保障人权，即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中共治国方略和政策主张的实际运用，不仅在根据地中具有开创性，而且对中共全国政权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5]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楷模，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