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展望与嘱托
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局部执政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党的前途和命运，对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面临更大的考验，打破历史“周期率”，进行了深深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既体现了他对建立新中国的展望，也是对未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如何掌好权、用好权的殷切嘱托。
以史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不久传到延安，毛泽东看到后意识到它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立即决定把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作为全党在局部执政阶段的反面教材。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甲申三百年祭》，在于该文对李自成失败原因的深刻揭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演讲报告，历数中共历史上因骄傲而吃了大亏的教训的同时，明确宣布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的学习材料和整风运动的正式文件，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泽东又亲笔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此后，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要汲取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和历代王朝人亡政息的教训，表明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已经开始从执政党成败、政权兴亡的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让人民监督政府来打破历史“周期率”。党的七大结束不久，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萦绕脑际而未能解答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67]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忧思，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68]毛泽东的回答是对执政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他所讲的民主，就是指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由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从而防止腐败，建立廉洁政治。那么如何实现人民管理国家事务？毛泽东认为：一个是要使“人人起来负责”，另一个是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对于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深以为然，他在《延安归来》中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69]
未雨绸缪，敲响中共在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的警钟。历史证明，无论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还是封建王朝政权的更迭，无一不是在开国的时候励精图治，勤政廉政，一派欣欣向荣，但奢靡之风亦随之泛滥，国运亦由鼎盛走向衰亡。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会不会腐化变质？它能否跳出历代剥削阶级走过的这种兴盛—懈怠—腐败—衰亡的历史怪圈，这是毛泽东一直思考和关注的重大问题。从本质上讲，腐败与共产党的先进性是水火不相容的。但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又是在政治、经济等极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和建设的，应当承认，封建剥削阶级腐朽陈旧的东西，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全国胜利在望之际，在党即将成为全国执政党之际，在各方面的情况都将发生巨大变化之际，毛泽东充分预见和估计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毛泽东指出：从党内看，“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从党外看，“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而“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70]为预防党内有些同志经受不起新的考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1] “两个务必”指明了执政党建设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一个是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一个是如何保持艰苦奋斗，也就是如何克服执政党建设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骄傲和腐败的问题。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艰辛探索，对中共未来将成为执政党的担忧和嘱托，既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也为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后进行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
【注释】
[1]吴起镇，时属陕西保安县，相传因战国名将吴起曾在此驻兵戍边而得名。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吴起”改名为“吴旗”，并设立吴旗县。2005年10月19日更名为吴起县。2007年6月，吴旗镇更名为吴起镇。2015年，撤销吴起镇，设立吴起街道。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0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9—540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243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288页。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214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14]见1937年9月9日延安《新中华报》第1版。
[15]见1937年11月24日延安《新中华报》。
[16]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7、12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18]毛泽东的演讲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稍后在《解放》杂志上发表，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75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761页。
[24]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1925.10—1987.10），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393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
[28]《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244页。
[29]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6—587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页。
[32]1944年10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3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235页。(https://www.daowen.com)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2页。
[35]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页。
[36]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页。
[3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3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2—1273页。
[4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3页。
[42]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页。
[43]《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4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6页。
[4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
[46]〔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3页。
[4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
[4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8页。
[4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160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4—505页。
[5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4页。
[5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5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总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84页。
[54]《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55]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7页。
[5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4—1045页。
[5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5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
[5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8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0页。
[6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64]《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65]《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6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0—611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1页。
[69]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7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7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