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制度提高群众的政治地位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发展最为成熟和辉煌的时期，不论是民主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党的历史最高，党和边区政府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甚至被誉为“民主中国”的示范区。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党和边区政府将群众政治参与看作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积极颁布政策法规，完善民主制度，极力鼓动人民群众参与政治，从而牢牢把握了群众工作的主动权。

首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权。1937年5月，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中规定，为了实现彻底的民主，采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除了有卖国行为经法庭判决者、经法庭判决有罪剥夺公权期限未满者以及犯精神病和反革命者，“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5]为了保障广大乡村民众能够最大限度地行使民主权利，中共和边区政府则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采取投豆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及其乍胳膊等群众选举方法，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选举热情。从1937年至1946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每次选举民众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一位著名民主人士感叹地说：“他们这种选举方法，和可以发挥自主能力的各种事实，是给借口民众不识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实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击。事实证明，唯有在扶助民主中，才可能训练民众的能力，而达到完全的民主”。就连国民党员刘奠基先生也说：“我从没有想到二十年来追求的愿望——民主政治，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56]

其次，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民主参政权。延安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民众力量主要集中在农村，因此，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都非常重视乡村政权建设，并提出一切工作的根本在乡村的政治理念，保障人民群众对乡村政权的管理。在基层乡村，以贫雇农为代表的乡村干部在乡村政权中占据绝对优势。这些乡村干部绝大多数出生贫苦农民家庭，能够代表乡村民众的利益，并且是在群众中各方面才能比较突出的“积极分子”，他们被农民推选出来进入政权内部，替农民说话，为农民办事。美国学者杰克·贝尔登赞叹道：“不管共产党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不管他们那些糊涂的朋友为他们捧场的话有多么夸张，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如果一个五百人的村子由一个一百五十人的农民协会发号施令进行管理，而不是由一个有权势的地主任意统治，这当然应该看成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什么样的谣言，根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57](https://www.daowen.com)

最后，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各个根据地人民享有充分的监督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58]1943年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59]如清涧县解家沟一位区长，在第三次普选开始后，当地群众向他揭发控告有些乡、村干部贪污互助粮的问题。他不仅不处理，而且蓄意包庇，还打击揭发问题的人。这个区的选民便揭露了这个区长的错误，并在清涧县委的支持下，罢免了这个区长和贪污互助粮的三个乡长、两个行政村主任及一个村长的职务。^[60]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书中写道：“人们在经济上过着几乎是石器时代的原始简朴生活，自己种麻做鞋底，买不起煤油或蜡烛，用自己种的麻籽油点灯，却夸耀他们有权罢免自己的村长，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就像我们当年在西雅图炫耀活跃的民主生活似的。”^[61]

延安时期，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建设尽管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无疑，中共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是真诚的。他们不是把民主当成幌子，而是切实地在政治实践中加以贯彻，这就使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和更多的活力。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人民群众推翻了旧有的公共权威，改变了现存的社会秩序，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在政治上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命运，真正的成为社会的主人，享受着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