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犯法从重治罪
延安时期，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切实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边区人民的共同家园和保卫西北的屏障，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发扬“廉洁奉公和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并“对于一切假公济私的、耍私情和仗势欺人、脱离群众的工作人员”，不论其职位高低，均给予“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正”。[42]
1938年，安塞县两个区长因贪污了烟土收缴款项受到撤职处分；1941年，甘泉县县长路某私自挪用公款220元（边币），又把一石麦子给某部队无证明条被撤职；1942年，税务总局总务科长因贪污和包庇他人贩卖烟土被法办。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曾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后来因贪污挪用税款3050元，并为国民党军官募集扩军提供便利，对于这种腐化变质甚至叛变革命的“昔日有功之臣”，边区依法判处了死刑。从这些案件的处置不难发现，边区党和政府对于惩治腐败分子的决心无比坚定，一经发现，就坚决予以严惩，毫不姑息迁就。
在此期间，边区党委对自己的党员实行了比一般普通干部和民众更加严格的纪律。一旦党员有贪污腐化或违犯党纪等行为，必定及时给予严惩。黄克功案件的依法严惩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公审大会上，毛泽东在给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公开信中，尽管为有着光荣斗争历史的黄克功感到惋惜，但是痛批黄是“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必须“处他以极刑”，并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时，担任边区公路局局长的钱维人，因贪污克扣工人工资违抗边府命令被开除党籍；1939年11月，边区党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对安塞县的鲍立道（曾任县政府三科科长）开除党籍并法办，他利用职权向农民索回已被分配的土地，经党内警告仍不悔悟，又破坏农民既得利益，迫使农民将已分得的21垧土地和10余孔石窑交还地方，严重违犯党纪；曾任靖边县裁判委员的艾印三，腐化变质，收受贿赂，盗用司法公证营私舞弊，破坏政府信用，私自释放犯人，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律的制裁。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对贪污腐化的领导干部王华亭、刘润华、刘善安、王鸿荣、黄炜、曹世华等6人给予开除党籍处理并交由法律制裁（其中有团供给部主任、八路军三五九旅骑兵大队长、政委等），并在1943年2月3日的《解放日报》上予以公布。
在坚决清除腐败分子的同时，边区党和政府还深入开展了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正反两方面事例都有，如志丹县在开支上能厉行节约，三年中县府干部每人仅发棉衣一套、单衣两套，伙食每日粮食1斤、油肉八钱。1945年该县杂费开支仅占全年财政收支的6.8%，是厉行节约的模范县。但边区仍有部分县开支上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表现在吃、穿、行等多个方面。三边分区请客之风盛行；佳县县府嫌原衙门不好，另修6面窑花用20多石小米；延安市某市长一人有两匹马，还专门雇有一名马夫；三边某地委书记到延安开一次会，费用高达1000万边币，其中没有单据的200万元，竟也得以报销；定边县某前任副县长结婚大请客，8个吹手，没有鞭炮，叫警卫员放盒子枪代替，花边币800万元。[43]1944年边区派人到各县去清仓清账，据不完全统计，仅挪用、尾欠、损耗就有33669石，安塞县粮食科科长与商店人员集体盗卖公粮200多石。[44]这些情况说明，反对铺张浪费，厉行节约，首先从自己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严起，对于保证长期抗战和防止腐败都有非常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上述种种事例，充分表明延安时期边区党和政府以法保廉，严惩腐败分子决不手软，不仅做到了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做到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根据边区20个县1939年到1941年6月的统计：由司法机关审理的主要刑事案件中，有关贪污的刑事犯罪案占全部刑事案件的5.6%。由于严格执法，边区肃贪反腐收到了显著成效，对贪污犯罪切实进行了依法惩处。贪污案件由1939年的360件下降到1942年的153件。《解放日报》社论曾非常自豪地宣称：占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们，“积极负责，刻苦耐劳，廉洁奉公，谈不上任何私人享受。在这里找不到中国几千年来所谓官场习气与官僚生活的踪影”。[45]为此，边区老百姓给边区政府送来了“廉洁政府”的锦旗。中国共产党也被人民群众视为“太阳”、奉为“救星”。不难看出，这是全体党员长期以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廉洁清正的喜人回报。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4]《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7]1944年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19]《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2133页。
[20]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https://www.daowen.com)
[21]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224页。
[22]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264页。
[23]《共产党人》第9期（1940年7月15日）。
[24]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七辑，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133、86—87页。
[25]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七辑，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133、86—87页。
[26]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
[27]杨永华：《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28]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208页。
[29]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30]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31]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32]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33]杨永华：《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34]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页。
[35]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
[36]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37]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90页。
[38]1940年8月23日《新中华报》，第3版、第4版。
[39]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40]侯欣一：《从司法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41]侯欣一：《从司法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42]陕西省档案馆编：《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
[43]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县财政收支问题初稿》（1946年11月17日）。
[44]《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西北财办（1948年）。
[45]1941年11月18日《解放日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