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的繁荣

首先是精英荟萃的文化人群体。毛泽东认为，延安和边区的文化人汇集了“山顶上的人”与“亭子间的人”。前者指来自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后者指从上海等地来到边区的左翼文化人。自1936年著名作家丁玲到达西北苏区后，一大批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的艺术家纷至沓来。文艺理论家有周扬等，诗人有何其芳、艾青、柯仲平、高敏夫、公木、朱子奇等；作家有吴伯箫、周立波、欧阳山、萧军、罗烽、周文、刘白羽、沙汀等；音乐家有冼星海、贺绿汀、张寒晖、吕骥、麦新、时乐濛、向隅、唐荣枚等；美术家有马达、江丰、华君武、蔡若虹、力群、刘砚、王洪、张谔等；戏剧家有张庚、塞克、钟敬之、沙可夫、姚时晓、王震之、李丽莲、苏一平等；电影艺术家有吴印咸、袁牧之、徐肖冰、高朗山、赵品山、艾丁、程默等。另外，边区还培养了如贺敬之、李季、柳青、邵子南、韦君宜、穆青、黄钢、陈涌、冯牧、孙犁、孔厥、袁静、马可、古元、康濯等一批新的文艺家；涌现出如王大化、李波、于蓝、王昆、陈强等一批表演艺术家。这些文艺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对革命文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后来转战到华北、华中和东北解放区，在新的环境中做出了新的成绩，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还有成长在边区的优秀民间艺人李有源、孙万福、杨醉乡、刘志仁、李卜等，他们创作的民歌、诗歌、小戏曲等，给边区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有的作品至今为人们传诵。

二是多姿多彩的新题材。陕甘宁边区文艺是战争年代的文艺，戏剧秧歌、诗词诗歌、小说散文、歌曲曲艺、木刻漫画等，以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生产、生活为主题，题材十分广泛。以戏剧为例，除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外，还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岳飞》《秋瑾》等历史题材剧作。就现实题材而言，除了直接反映前线的战斗生活和英雄人物外，还描写了后方的支前、参军、援军、救护伤员等感人事迹。在这种多侧面的描写中，自然就把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医护人员，以及开明绅士、中小地主、商人和妇女儿童等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写进了文艺作品中，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新秧歌《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塑造了陕甘宁边区民众追求进步的新形象；被誉为新秦腔“三部曲”的《血泪仇》《一家人》《穷人恨》，反映了走向光明的边区人民保卫胜利的果实、迎接全国的解放的新生活；新长篇小说《高干大》，反映了边区农村社会变革的新风貌。

三是喜闻乐见的新形式。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呈现的作品样式和风格看，总体表现为别开生面的戏剧秧歌，风貌一新的诗词诗歌，充满生机的小说散文，层出不穷的文化期刊。分而言之，在文学方面，有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故事等体裁。在诗歌中，有短小的抒怀诗，也有较长的叙事诗；有新诗，也有古体诗词和民歌。在小说中，既有短篇小说，又有长篇小说。在音乐方面，有声乐，也有器乐；有群众歌曲，也有合唱和进行曲。戏剧方面更为丰富多彩，话剧、戏曲、歌剧、秧歌剧皆有佳作；戏曲中又有秦腔、平剧、眉户、道情等。边区文艺工作者还创造或发展了一些新的文艺形式，如街头诗、拉洋片、秧歌剧、广场剧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时的秧歌在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合作下，经过改造、提高，也从初级形式发展成为生动、活泼、新鲜的小歌剧，每当《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赵福贵自新》《刘顺清开荒》演出时，锣鼓一响，人们都从窑洞里拥出来，冲下山坡，围满广场。陕北的冬天虽十分寒冷，但演出场上的热烈气氛，把人们的心都融化了，那种场面永远留在演员和观众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