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的农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但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指导下，各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小农经济得到强化，农产品商品化水平也有所提升。
陕甘宁边区聚集了包括党政机关干部、军事人员、青年学生、外地移难民在内的大量人口。为了解决众多人口的生存问题，支援抗战，巩固革命根据地，边区政府实行了促进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1937—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休养民力的阶段，农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与增长。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的基本经验是，动员民众劳动热情，科学利用传统优良耕法，发展水利建设，移民垦荒扩大土地面积（见表3－1）。
表3－1 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统计表[79]
在发展畜牧业方面的基本经验是，利用民间传统防疫办法配合科学新方法，减少牲畜死亡；推广优良牧草，提高牲畜繁殖率，禁止宰杀、出口母牲，奖励从外购入牲畜等；在三边分区设立了改良品种的牧场，以推广优良滩羊；设立输种站，改进牛、驴品种。通过三年多的努力，边区的牲畜数量及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见表3－2）。
表3－2 1938—1940年陕甘宁边区畜牧业发展调查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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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方面的成绩更是突出，一方面是颁布法令禁止乱砍滥伐；一方面是大力植树造林，以改善气候，防止沙漠（毛乌素沙漠）南侵，从而保护农耕。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累计植树251.4万余株。[81]
但是，1937—1940年边区农业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尚不足以供养数量庞大的脱产人员，根本无力做到自给自足。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国共关系逆转的背景下，边区农民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中共不得不思考如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问题了。因此，从1939年2月2日延安生产动员会召开以后，陕甘宁边区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全面推开。全边区人民和机关、学校、部队逐渐将“发展生产，自给自足”作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重点，而不再幻想“外援来搭救”。
大生产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开荒种地。在鼓励外来难民垦荒的同时，还鼓励党政军学各机关单位开展以垦荒为主的生产自救运动。其中以从1941年就全部开进南泥湾垦荒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取得的成绩最突出，成为其他部队效仿的典范。1943年，驻守陕甘宁边区西大门的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在荒芜已久的陇东分区大凤川进行屯田，两年之内垦荒3.4万亩。随着垦荒运动的深入，截至1944年，边区政府系统开办了13个农场，有耕地3438垧，牛140头、羊1045只，农具3470件，程度不同地解决了本单位、本部门的口粮问题。1943年初，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建设方针后，边区又出现了一次垦荒高潮。截至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1425.6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160万石左右，比1937年增加了34万石之多。[82]
以改良生产技术有效促进农业生产。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筹建农业学校，主要以培养县、区两级农业经济工作管理干部为宗旨，造就具有普通的农业科学知识领导农村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的行政干部。同年，成立光华农场，设置农艺、园艺、畜牧兽医等科研组，并在绥德分区开设分场，在安塞和延安三十里铺开办两个生产基地。另外，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后改为农业系）也负有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的职责。为了宣传推广农业科技，当时还在新闻媒体上开辟了特辑或专栏。1938年4月《边区文化》出版《国防科学特辑》，发表科普短文，普及科学知识。10月延安《新中华报》开辟《经济建设》专栏，共出版8期，发表有关农业、林业、畜牧业的文章。从1941年10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创办副刊《科学园地》，到1943年3月4日停刊，共刊出62期，发表科普文章190多篇，其中技术专论140多篇，常识介绍30多篇，其他20多篇。为促进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边区政府还多次举办农业展览会，并广泛开展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
1943年1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根据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有关“延安经验”的论述，发表社论《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肯定了民众创造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形式。以“扎工” “变工”为特征的“延安经验”迅速在边区推广开来，有效整合了边区的劳动力资源，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解决了劳动力过剩和不足的问题。为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难题，陕甘宁边区政府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政策，向农民及从事农业生产运动的机关单位发放了一定数量的农业贷款，不仅有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甚至还引起了农村社会的变迁。[83]
1946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三届一次会议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了题为《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1945年经济建设成绩、回顾历年经济财政建设时，林伯渠自豪地宣称：人民的物质生活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普遍改善了，并且部分的达到了丰衣足食，从前贫农与雇农为主要角色的农村变成了中农与富裕中农为主要角色的农村。从前乞丐到处可见，现在早已绝迹了。[84]
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截至1941年夏季，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的农业“已恢复战前状态”，在生产和生活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开垦荒田和修堤挖塘已成为老百姓的日常工作。物价开始下降，边区每斗米价仅10元，比敌占区武汉的米价低二倍以上，比大后方重庆的米价低六倍以上，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根据地因此更加稳定巩固。[85]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日本侵略者“扫荡”次数最多、破坏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但农业和手工业在增加生产的热潮中取得了可贵的成绩。发展农业方面，主要开展了开荒、水利、农贷及农业指导等几项建设。如1941年晋东南共扩大耕地面积10万亩以上，变旱地为水地2.6多万亩；1942年太岳区共垦荒地7.5万亩左右，变旱田为水地1000顷，共增收粮食3万石。水利建设以1943年成绩最突出，开凿小水渠34道、大水渠3道，可灌溉耕地1.48万亩。农贷发放逐年增加，利息仅为7%，可分年清偿；贷款分为代垫公粮、棉贷、生产贷款、籽种贷款等。成立了农业指导所，建立了实验区，组织特约农户建立模范农场，专为改良品种、农具，新法栽培，合理施肥，防病除害；造林畜牧，繁殖优良品种；进行简单技术试验，改善农作物品质和产量。[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