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管理的监督
延安时期，为了加强对干部的有效监督，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延安采取了许多措施，把党员干部的权力置于广泛的监督下，从而营造了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
1.实行党内监督。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与职权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可见，进行党纪处分是干部监督的重要内容。党的七大还对党员干部的纪律处分方式做了详细规定：书面的劝告或警告；当众劝告或警告；撤销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同时指出，党内纪律监督不是实行惩办主义，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内监督的另一种形式是通过请示报告监督干部。1941年5月21日，边区政府制定《工作报告大纲》，训令各专署、县府按月及时向边府报告工作。即便如此，仍有若干县执行不切实，所写报告多涉空泛。为进一步加强报告制度，边府委员会决定：各级政府“一月不报告工作，批评；两月不报告工作，记过；三月不报告工作，撤职”。同年9月21日，边区政府给各专员、县长发出《加强报告制度》的指示信，指示所写报告必须抓住中心，不能千篇一律，要具体真实，不要空泛议论；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提出具体意见；要把月报告与日常报告分开；文字要简捷、新鲜、活泼；若非亲笔，主要负责人都必须亲自审阅。这种报告制度的建立，首先是对各级领导干部从组织上的一项原则要求，实际上也是上级领导机关对下级干部的一种监督。1948年1月，党中央颁布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起草事项报告，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一次综合报告。这种党内报告制度有利于中央对地方干部的监督。
2.开展社会监督。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提到，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明文规定：“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53]1941年，在清涧乡选中，一些群众严厉揭发了保长官僚主义、辱骂店子沟群众、贪污羊毛税、征兵征粮不公等劣迹，当场决定了处罚，并斗争了农会主任等三人，使他们当场认识错误。[54]为使人民群众控告案件及时得到落实，1942年6月，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派公正干部切实调查群众控告案件的命令》，要求各专署及各县政府一定要负责，一定要派公正的人去切实调查，中间不能有丝毫袒护或敷衍了事的情形，“若是调查或者呈复不确实，将来一经本府查出，只有依照政务人员惩戒办法给以一定的处分。”[55]1945年9月，边区政府发布《令各县政府对人民控告干部的案件应及时认真负责处理》的命令，认为“人民敢于向政府控告，则是好的现象”；强调“以后凡遇此种控告，不论是由本府交办的或人民直接呈诉的，你们必须认真负责的、实事求是的切实查明，公平处理，切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有偏袒政务人员的行为”。[56]在延安县1946年的选举运动中，由于群众检举，把个别多年来埋藏的贪污腐化分子揭露出来，使得某些和他们有同样毛病的干部得到教育。[57]通过群众监督，还使不少干部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进行自我批评，态度诚恳，并开始改正。延安县柳林区四乡乡长刘俊德当了三年乡长，常不“守机关”，群众提出意见后，经过区长说服，他承认了错误，又被选上乡长，以后工作很积极。[58]1948年2月，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党的干部监督得到进一步完善，提出在整党工作中一般采取以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监督党员和干部，党的领导者可以根据群众意见和党内情况，给予赏罚分明的公平处置。
3.开展群众监督。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监督党的领导干部之权力得以实现，边区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以为保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六条明文规定：“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59]为了重视人民控告案件，1942年6月25日，边区政府又发出《关于派公正干部切实调查群众控告案件的命令》，规定“以后凡遇本府要各专署及各县政府调查的案子，各专署及各县政府一定要负责，一定要派公正的人去切实调查，中间不能有丝毫袒护或者敷衍了事的情形”。我们要经常拿老百姓说“政府官官相卫”这句话来警惕自己，“我们要做到真正大公无私，要为人民解除一切痛苦。另一方面也要特别迅速”。对人民控告干部的案件，“若是调查或者呈复不确实，将来一经本府查出，只有依照公务人员惩戒办法给以一定的处分。”[60]为了便于各地区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干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在各地悬挂控告箱，在报刊上设抨击腐败专栏。各级参议会还派干部到群众中召开座谈会、调查会，征求群众意见，调查监督干部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滥用公权的问题。当时，街头巷尾意见箱中的意见，经常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很多人的回忆录都说，延安当时的政府各级机关单位大门都没有岗哨警卫，任何群众都能推门直入，反映情况问题。据说“告状的特别多”[61]。据1945年统计，边区28个县（市）的选民就提出了48078个问题，其中涉及大量干部在工作中的贪赃枉法、徇私情的问题被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