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制度

任何政府部门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解决各种行政问题，实现各项行政目标，根据决策环境做出方案的拟定和抉择，这就形成了行政决策。因此行政决策是一个政府运行机制的首要环节，它贯穿于政府运行机制的全过程，直接关系着政府运行机制的成败。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民主政府围绕一切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目标，团结和动员人民群众，坚持依靠群众和委员会集体决策制度，完善政府的行政决策，使政府决策更加民主科学，方案更加结合实际。

1.依靠群众决策制度。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民主政府的任何一项决策的制定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政府的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来源于人民群众之中。各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在进行决策调查研究时，必须深入群众之中，了解群众的诉求和意愿，并征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集中群众的智慧，从而提出决策方案，使其更能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财政经济困难的时候，要求征收救国公粮较多，使人民群众负担过重，人民群众便有了许多怨言，以至于发生抱怨“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事情。当边区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时，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群众发牢骚不满肯定有原因，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做错了什么事，应该调查清楚。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10]对此，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11]毛泽东把不顾农民负担征收公粮的做法称为国民党的作风，此后边区的救国公粮逐年减少。

2.委员会集体决策制度。集体决策就是对政府中重大问题、政策主张、决策方案，由委员会全体成员共同讨论，共同做出决定。这种机制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够充分发挥大家的力量，能够汲取大家的智慧，使政府的决策方案、政策主张得到充分的讨论，决策方案变得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坚持集体决策是各抗日民主政府一项重要的决策原则和制度。政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而不能由个人决断。各抗日民主政府从边区至基层都设有集体决策机构即政府委员会或行政委员会，作为各级政府行政决策时的最高机构。同时各级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还注意充分吸收党外民主人士、科技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三三制”后，政府决策机构中党外民主人士人数增加。由于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所以对政府的决策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完善政府的决策方案。此外，各抗日民主政府吸引和凝聚了大批技术人员和专家，一方面各抗日民主政府给予他们物质上的优待，另一方面让他们大胆工作，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可以参加各厅、处组织的行政会议，旨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听取科技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陕甘宁边区的技术专家们，在造纸、食盐、军工、医疗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冀察冀边区政府制定了正确的科技工作方针，倡导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研究。科技专家结合边区的实际，在军工、造纸、工具发明和制造上硕果累累，开辟了“全自制子弹”的技术道路，培育出“曲2号”小麦良种等，并广泛推广到晋冀鲁豫、晋西北边区。这些科技专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各抗日民主政府实施经济开发、制订发展规划、组织相关生产都提供了科学参考，使各根据地工业、农业、林业、军工、日用品生产等都得了发展，保障了民众之需和抗战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