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先进文化教育群众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地处西北黄土高原，交通不便，生产力不发达，尤其是文化教育相当落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落脚陕北前，这里原本是一片“文化沙漠”。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这样描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余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65]为了改变陕甘宁边区的落后的文化教育，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试图通过大众文化建设提高边区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促进其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

第一，在民主意识方面，先进文化增强了人民大众的“主人翁”观念。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政权，主要占据的是县以下的乡村，乡村农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大基础，因此，民主抗日政权的实现，没有广大乡村农民的民主是不现实的。针对边区乡村民众长期以来深受封建思想束缚和迷信思想的影响，中共和边区政府通过不断的宣传教育，让广大乡村农民认识到，自己不仅拥有选举别人的权利，也有自己被选举的权利，而且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新政权，代表农民自己的利益，没有衙门气，替老百姓说话。与此同时，农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可以监督政府的工作和干部的行为，他们还可以提出与农民利益攸关的法案或者罢免他们认为不称职和不替百姓办事的官员。因此，在一次次民主实践的教育中，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认识到：政权是人人有份的事情，它并不是哪个人或阶层专有的，于是他们开始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所以，当边区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翻身之后，主人翁的思想便油然而生。

第二，在民族意识方面，先进文化激发了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精神。陕甘宁边区没有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略，因此，边区的乡村民众对日寇的残酷性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边区政府非常注重对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并将动员民众参与政治与抗战动员相结合，因此，在这一时期，边区乡村民众逐渐萌生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愫，具有了初步的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意识，明白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边区民众虽然身处大后方，却依然心系抗战前线，担忧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抛弃了过去“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陋习偏见，认识到“有国才有家，打走日本鬼子才过安生生活”的道理，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参军热潮。此外，边区农民还通过参加抗日组织、团体和提供各种物质资源等多种方式，支援抗战。如陕甘宁边区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贫瘠的地方，农民的温饱问题常常不能解决，但在抗战时期，只要是边区政府和军队有需要，都会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来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道：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抗战不胜利，大家当亡国奴，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真理，边区人民是早懂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