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财经工作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具体为“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生产与节约并重、农业第一”的经济工作方针。但由于条件的变化，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政策、方针又以1941年为界，分为两个特点鲜明的阶段：皖南事变以前，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皖南事变后，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政策的基本点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力争外援，休养民力，恢复经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蜜月期”，对日战争主要在陕甘宁边区外部进行，其他抗日根据地处于开辟阶段；同时，由于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大增，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同情与拥护，获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援助。因此，中共为长期抗战计，积极推行休养民力政策，减免民众赋税负担，从而使根据地内的民力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开支主要依靠国内外的捐助筹集，军饷由国民政府负责拨付，经济上对外依赖的程度很深。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疯狂“扫荡”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不仅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而且还调集三四十万大军，构筑五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共中央困死于陕甘宁边区。此时，不但国内外的汇款不易汇到，外援也逐渐减少。面对此种困难，中共中央深感单纯依赖外援是不行的，决定从发展农工商业中获得经济上的半自给和全自给，开展大生产运动。其实，早在1939年2月，毛泽东就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正式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各机关、部队、学校积极参加开荒运动。自此，大生产运动成为中共解决根据地财政经济困难，粉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的基本方法。4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经济建设的原则方案》，强调经济建设是各级政府1939年的中心工作和巩固边区的决定条件，全面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具体任务；中共中央苏鲁皖分局确定了财政经济工作的八项任务，要求在根据地内部建立自给自足的财政经济，建立统一的供给制度，开展反贪污浪费运动。^[24](https://www.daowen.com)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25]但必须注意的是，相对于环境较为和平的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并没有一概要求其他抗日根据地完全通过“自力更生”而达到“丰衣足食”，只是要求“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26]

努力开展节约运动，也是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经济方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27]此后，中共中央通过广泛听取意见和调查研究，从精兵简政、规范各类制度方面，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初，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以“使政权工作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的目的”^[28]。

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和大批劳动英雄。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劳动英模代表大会，号召发动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11月29日，中共中央招待劳动英雄，毛泽东发表《组织起来》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并指出目前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要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的个体生产，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要求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带领人民群众，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