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了中共对基层政权的顺利承接

通过延安时期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局部执政地区基层的有效文化控制与整合。延安时期民众接受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民众逐渐认同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权的过程。文化建设中，基层民众通过接受政治教育和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实践活动建立起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树立起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刘澜涛对于农村社会动员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一切工作的基础‘在群众！在乡村！’没有充分的群众的政治动员、组织动员与工作动员，没有深入刻苦切实的乡村工作，那么一切漂亮美丽的决议和指示，将和革命博物馆的古代文献一样，徒供人们的参观游览而已。只有决议和指示，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乡村中去，且为广大群众在实践中所了解，所体验，并愿坚决为其彻底实现而斗争，那么这个决议和指示，才能发生伟大的革命效力，才能变为‘物质’的力量。”^[13]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使中共的各项政策深入到边区的农村社会中，深入到民众中，使中共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衷心拥护。在社教运动中，老百姓用他们自己喜欢的调子、语言唱出了一曲曲歌谣，歌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如《东方红》《高楼万丈平地起》《绣金匾》等。显然，广大民众只有将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鱼水亲情时，才能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https://www.daowen.com)

总之，文化建设使大多数民众对中共及其政权产生了最大限度的信任，使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党，中共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因此，民众接受文化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权认同的过程。

文化建设实施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对局部执政地区社会实现控制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地区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巩固，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发动了民众，在基层建立了牢固的政权体系。它不只是一个权力部门，而是包括各级行政官员、军队、群众团体和党组织在内的综合政治体系。首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深入农村，在政权的最基层建立了乡支部和村支部。在社会教育和社会动员中的积极分子或被吸收到党内或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新的农村精英，他们逐渐被民众所接受。在减租减息和农村选举运动中，旧势力被迫退出了农村政权的舞台，而新的精英分子通过选举成为农村政权的直接领导者，支配着农村基层的权力。其次，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绝大部分民众自愿参加了各种社会组织，比如儿童参加了儿童团，妇女加入了妇女救国会，青壮年男女参加了自卫军，此外，他们还自发组成各种合作组织，如合作社、变工队、支前小组等。通过这些纵横交错的组织，分散的民众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最后，通过文化建设，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接受了中共基层政权组织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生活模式（如村民公约中应遵守的规范）和各项制度，使他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最终实现了对局部执政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