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进步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毛泽东在1937年7月和8月写成的《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力作。艾思奇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形成了两大哲学理论：一是认识论和辩证法；二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人的作用。在历史学领域，由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现代史学会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黄松龄的《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史论纲》、陈昌浩的《近代世界革命史》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等研究，实现了传统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新体系的基础。在政治学领域，主要对国家政治体制理论、政党理论、社会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边区的文字改革从1937年后广泛推广，吴玉章写的《新文字与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胡蛮的《新文字运动和拼音字母问题》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动下，边区的新文字运动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对后来的文字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在自然科学领域。延安时期，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应用，1940年2月，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9月份又创立了自然科学院。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志道、沈鸿等人在这里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一大批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名牌院校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学习、研究、成长。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时，就有会员320人，在研究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农学、化学、生物、航空、气象、土木工程、地质矿冶、机械电机、医学等10多个分会，采取办展览、编刊物、开年会等形式，活跃研究空气，交流研究成果和心得。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边区政府逐渐建立了10余座工厂，累计每月可生产布600匹以上，毛呢100匹以上，纸6万张以上，肥皂60万条，毛巾200打，制皮革600至1000张。^[10]科学工作者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研究生产出了一大批军工用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如枪支弹药、三酸、烧碱、马兰纸、火柴等，编著了一系列科技书籍，培养了一批科技骨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