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学校的集中培训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就创办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干部学校，为党和红军、苏维埃政府培养和训练干部。1937年1月，毛泽东在给抗日红军大学的指示中指出：“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74]1940年12月，毛泽东还强调，“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75]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中央先后创办了一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党务、民运等在内的各种干部专门学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干部学校教育体系。在各类干部学校教育培训中，从教学目的上，“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76]必须“在学校内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好高骛远、武断盲从、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及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恶习。”[77]从教学方式上，一是分类培训：“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78]二是分层培训：“凡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与可能学习的县级营级以上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应先补习文化”；三是分级编班：“文化班编制的标准，应依照学生的文化水平，而不依照其工作职位”。[79]从教材课程上看，“应该充分利用《解放日报》、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材料书”，“各种必要的课本及辅助读物，应该有计划地编印或翻印”；“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例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其中，“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须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从教学方法上，“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地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应该以身作则”。[80] “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作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教员应先当学生，后当先生。”[81]从组织管理上，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部分”；“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各校对招收学生应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各校及其主管机关应重新审查学生成分，凡不合各校具体目的的学生，以分配工作或转学他处为原则”，[82]“学校行政组织以短小精干为原则”。[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