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里的执政
在中共局部执政的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国内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由此形成了两个战场(即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三个政权(即国民党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和汉奸伪政权)的复杂局面,突出表现在出现了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三种互不相同的地方情势。就沦陷区说,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完全为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所操纵,带有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就国民党统治区来说,由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统治,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严重危机,因而其社会性质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与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相比,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对市场、原料和投资的垄断,没有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有封建地主阶级把持的地方政权,是一个全新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
面对这样极其异常的客观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共产党在执政中以深远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正确地处理了这些矛盾。“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41],在坚持抗战、组织动员民众摧毁日伪反动政权的斗争中,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求得共产党执政的实现。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以国共合作的特殊环境和合法地位,建立了公开和半公开的各种机构,多位领导人被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此来广泛团结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民主建国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呼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直接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也直接影响了国统区民主运动和推动了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进程。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共产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党组织、政权机构、军队组织和群众团体,因为革命根据地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这四种组织中,共产党是根据地的领导核心,政权是根据地的主要标志,武装是根据地的支柱,群众组织是根据地的社会基础。它们各有自己的职能,各司其职,但又紧密联系,互为依存。(https://www.daowen.com)
尤为可贵的是,中共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切实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政策,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从而激发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明显地改变着执政地区的社会状况,使执政的地区以一个政治清明、经济自足、文化昌盛的崭新面貌呈现在国人面前。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对重庆和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气进行考察之后,做了对比,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实地考察后,赞叹根据地“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象征着光明灿烂的前景”,它已“形成为一个新中国的雏形”。[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