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业的发展
制定了“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把培养大批革命干部的任务摆在突出的地位。“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9]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和革命事业都迫切需要一大批毛泽东所说的优秀的革命干部，但是，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的状况却并不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战建国的需要出发，利用延安作为战争大后方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创造性地开展了培养干部的工作。
1941年12月17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两个指导性文件，不仅把干部教育看得特别重要，而且对教学指导思想、办学目的、课程安排、教育方法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在党的关心、组织和指导下，根据地兴办了大量干部学校，其中主要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军事学校、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民族学院、行政学院、俄文学院、延安大学、航空摩托车学校、延安药科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卫生训练学校、气象训练班等20余所院校。在当时环境艰苦、物资匮乏、战争频繁的历史条件下，创办如此之多的学校，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对于干部教育的重视和远大的战略目光。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为革命培养了数十万人才，仅抗大一校就先后培养了10多万革命干部。这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干部教育以其特有的方式蓬勃开展的同时，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群众教育也呈现出崭新的发展局面。针对文化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做出了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指示，并提出了5到10年彻底消灭文盲的教育目标。1937年9月，边区政府提出开展识字运动，并开办了冬学，建立了以小学为中心的半日校和夜校，组织不脱离生产的成年男女开展识字教育，为边区的社会教育拉开了序幕。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大农民（包括失学儿童），是一种不脱离生产的教育。其课程主要包括文化、政治、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军事常识等。通过社会教育，提高了党局部执政地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及各项事业奠定了基础。
此外，延安时期，党中央对于儿童教育即初等教育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注下，各地小学教育逐年有所发展。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为使小学教育健康发展，边区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方针和具体规定。1941年2月1日颁布的《小学建设实施纲要》中规定：边区小学教育，应依据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促进儿童的民族觉悟，养成儿童的民主作风，启发儿童的科学思想，发展儿童的审美观念，提高儿童的劳动兴趣，锻炼儿童的健壮体格，增进儿童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培养儿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这个方针的实质，是要求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全面发展，既满足了为抗战和解放战争培养接班人的政治需要，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方针打下了基础。
根据当时战争条件下人力、物力、财力困难的实际，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学教育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办与民办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在大力增设公办小学的同时，奖励群众自办小学，鼓励人民群众不拘形式，按照自己的意志，创设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政府主要予以指导和帮助。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先后创造出了公办学校、民办公助、农民自助办学、“一揽子”学校、巡回学校（即“轮学”）等多种类型的办学方式，使边区的小学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使大多数儿童受到了比较良好的教育，显著地改变了边区教育落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