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干部的路线与标准
1.选用干部的路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理论的最大贡献，是第一次提出并逐步形成了任人唯贤的科学而完整的干部路线。这条干部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适应正确政治路线的要求而形成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曾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同时也推行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进行“党内斗争”，给党的干部队伍和根据地建设及党的各项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面对党内极“左”路线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又解决了政治路线的问题，其做出的决议中，规定了培养干部、使用干部的一些具体政策：干部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培养和锻炼，让干部到斗争中去，让他们在斗争中去学习；要爱护和信任干部，注意发挥他们的才干和主动性；对干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错误，要给以耐心的说服和教育。鉴于王明、张国焘等人在组织干部问题上的历史教训，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将干部问题列为会议结论的七个问题之一，指出领导者不能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4]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5]过去张国焘实行“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企图另立中央，最终走上了叛党出逃的道路，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因此，他还指出：“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6]毛泽东还对“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做出具体解释，即“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7]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干部路线”这个词。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面论述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以及关心干部、爱护干部、识别干部、使用干部的原则和方法，有利于新老干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之间的团结，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标志着党的干部路线的正式形成。
2.选用干部的标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实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最终确定了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使用标准。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用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8]在这里，他列举了七个干部条件。正如他在阐述党的干部路线的同时，也阐述党的干部政策一样，毛泽东认为，“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9]，就是干部的“德”； “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10]，就是干部的“才”。德才兼备谓之“贤”，统一于干部路线之中。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培养和选拔干部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 “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 “坚持人、事两宜的原则，用人得当，适得其所。要求干部能上能下。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级、不能降级，是个人第一、党性不纯的表现。”[11] “使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12]他还对“才”的衡量做了分析：使用干部要坚持“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量才为主”[13]的标准。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1年9月中央军委提出“今后提拔干部，必须以德（对革命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与斗争历史）兼顾，不以斗争历史为唯一的或第一的标准”。[14]1943年4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能任用：一是有汉奸行为者；二是有反对施政纲领或破坏抗日政府、抗日军队、抗日人民与抗日政党之行为者；三是有破坏政府法令，危害群众利益，以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处罪有案，未能改过自新者；四是剥夺公权尚未恢复者；五是患神经病者。[15]1943年5月8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强调，公正廉洁、奉公守法是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堕落。[16]这些规定，促进了党员干部优良作风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