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前立法工作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由原来的“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重大的理论贡献。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研究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党的主要任务和宏伟目标，这对统一思想、团结奋斗、凝聚人心至关重要。从党的历史看，主要矛盾判断对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就会正确。否则，就会导致挫折。
北京作为首都，这一变化非常明显。蔡奇书记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明确提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新特点，即便利性、宜居性、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供需不匹配、城乡不协调、南北不均衡等；发展不充分突出表现在，基础设施有欠账、公共服务有弱项、生态环境有短板等。
无论是国家还是北京，这些新变化、新特点，都迫切需要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通过立法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制度创新、引领改革发展，通过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但目前，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发挥立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还存在不小差距：
1.立法理念需要不断更新，法治思维需要进一步树立。(https://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地方立法理念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360多部法律或决议，现行有效法律275部，北京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140多部法规，其中经济类法律、法规都占三分之一以上。立法对促进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生和社会问题，对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公平正义重视不够。而法治思维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如保障人权、宪法法律至上、有限政府、通过法律授权合理分配国家权力、保证正当程序、保障平等公正等意识和观念还不够强。存在“消极立法”“被动立法”“和稀泥立法”“避重就轻立法”等现象，立法主体不敢、不会、不愿用立法重器在问题矛盾的难点或焦点上砍一刀，法律“一出生”就给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留下瑕疵和隐患。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真正形成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仍然任重道远。
2.立法质量需要不断提高，治理效率需要进一步提升。
前些年，还存在重立法数量轻立法质量、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重立法形式轻立法实效等问题，甚至将立法当作某些地方的政绩工程，只管立法不重视法律法规是否能够有效实施。主要表现是，立的法“大而全”的多，“小而精”的少，法条“好看的”多，“管用的”少。由于立法格局不够健全，导致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上位法不一致、地方性法规规定之间不协调、地方性法规不适应实际情况、地方性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有些法规就像倡议书，没有合理的罚则作保障，造成有法难依、选择性执法等现象，管理的代价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立法质量不高，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但其根本还是管理思维而不是治理思维，是人治理念而不是法治理念。
3.立法部门化、利益化倾向一定程度仍然存在，政府公信力受到影响。
行政部门主导立法，特殊利益群体牵制立法，甚至国外大公司财团渗透立法等现象还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法的公正性、权威性。立法过程中“政府行政权力化、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明显带有部门或特殊集团利益痕迹的立法，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立法部门化、部门立法利益化，有些法律法规甚至严重违背了法律精神，成为有关部门推动工作意见的法律包装。还存在越强势的政府部门越不愿意立法，因为立法会加强对权力的约束；越弱势的部门越愿意立法，因为通过立法可以获取权力。这大大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新旧经济体制之间蕴含着的大量制度性或政策性利益差额，强化了立法中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倾向，为立法保权、扩权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另一方面立法的主体较为单一，条块分割也强化了立法的部门化倾向。
4.经济领域立法约束力过强，一定程度阻碍市场经济发展。
在公共资源配置，特别是公共财政预算编制方面，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制定了多部法律、法规对各类预算占有比重进行了硬性规定，财政预算固化占80%以上，预算调整的余地很小，导致一些部门先有钱、后有事，甚至有了钱，没事找事，预算资金绩效低下，而市场培育方面的资金严重不足。主要原因还是没有从根本上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公共财政的蛋糕被部门以法律规定的名义分割。比如教育法对教育经费支出的规定，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等等。要建立现代财政预算制度，目标是科学、完整、规范、有效、公开、透明，首先是结构——盘子，其次是机制，最后是制度。目前的财政制度还是为行政管理方式服务为主，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改进预算制度，真正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过去已有的固化指标，在法律法规上必须尽早修改。
5.社会领域立法需要不断加强，公共治理需要进一步推进。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法治观念的普及、深入，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亟待调整，人们对规则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在社会领域无论是立法数量还是立法质量，都还有较大差距，更不用说满足公共治理的需求。原因是回应社会关注不够，真正从行政管理走向公共治理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如市人大常委会2003年废止了1994年通过的《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制定了《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法规本应是社会法，而制定成行政法，本应是公共治理，却成了行政管理，公安局成为主要管理部门，警察数量再增加也很难管好几百万条狗。目前，这部无法有效执行的法规，只能尽早研究修订。
6.公民参与立法需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但长期以来公民立法上的民主意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法治观念淡漠。而在立法实践中，尽管我们在推进立法工作民主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立法过程中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但因为法规规定的内容主要还是“政府管社会”，缺乏公众参与机制，导致参与提出意见建议的人很少。公民和立法利害关系人参与立法的体制、机制、程序、多样性、有效性、常态化等与民主立法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公民大众和社会组织在立法过程中常常成为“立法弱势群体”，导致有些立法难以充分反映和体现民意。更大的问题是社会组织参与立法屈指可数，通过立法培育社会组织更是寥寥无几，根本原因还是管制和维稳思维作怪，没有回归社会组织的自发性、自治性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