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为改革发展助力

改革开放40年来的法治实践表明，许多立法的内容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立法从制度层面为改革提供了根本保障。我们看到，改革为立法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造就了我国立法工作的诸多特点。

改革开放40年来，立法肩负着推动各项改革，服从各项改革事业需要的重任，这对于我国的立法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立法工作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即从改革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二是，在立法工作中，奉行“不要求全”“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求真务实的方针；在很多改革举措不甚明朗的条件下，立法语言多采取“宜粗不宜细”，多采用原则性、粗线条的表述方式^[9]；在立法技术上，多采取先“零售”后“整售”的做法，一般先制定单行法，逐步积累经验之后再编纂法典。强调立法的及时应对性，而不必太在意法律、法规的完整性。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行立法试验和制度探索，即通过地方立法的“先行先试”，为全国统一立法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对整个立法实践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首先，立法工作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浓厚的经验主义特点，常常对改革的超前引领作用发挥不够，被动性和事后调整明显，常常滞后于社会需求。这是因为，立法要求“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要以改革的成熟经验作为基础、对社会实践进行总结。即“经过社会实践，有了经验，有多少经验，我们就立多少法”^[10]。实践当中，如果改革受阻或没有形成成功的经验，立法也将停滞不前。而且，作为阶段性改革成果的固化和总结，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决策很容易带上“短视”或“近视”的毛病。一些立法很多时候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膏药”，难以做到高瞻远瞩。(https://www.daowen.com)

其次，立法过程中的工具主义或曰实用主义色彩浓厚。即在实践当中常常把立法当作改革的工具和手段，本身并没有被赋予独立的价值。过去我们说法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说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这都集中体现了工具主义的法律观。法律既然是工具，得手即用，不得手则废之，就失去了独立的价值，不利于法治权威和民众法律信仰的建立。

第三，立法的试验主义特点。这主要表现为“摸着石头过河”“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立法工作思路。就像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一样，整个立法工作也是如此。许多新鲜事物先由行政立法或地方立法调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条件成熟时再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修改上升为法律。^[11]立法的试验主义特点，造成立法实践当中“试行法”和“暂行法”数量较多，法律的修改、废止等变动极其频繁，对我国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产生较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