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
回顾党的建设历史，凡是我们党能够根据革命和建设形势、任务的变化，自觉而及时地调整组织机构、改革领导体制、改进工作作风和活动方式，党的事业就前进，力量就壮大。反之，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力量就会受到削弱。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早在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18]为此，“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19]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强调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并在实践中大力推进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和领导方式的转变。这既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基于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也是针对党的现实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立足于党所面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要求而提出的科学论断。
首先，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是拨乱反正，重树党的领导权威，恢复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的迫切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遗毒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20]党的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
在思想上，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不解放，头脑僵化，用“左”的眼光看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改革开放心存疑虑，甚至抱有抵触情绪，极少数人甚至公开抗拒和攻击党的基本路线。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失去信心，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采取同情、纵容态度，以至于附和这类言论，散布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观点，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
在组织上，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21]“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中，有一些因为一直没有受到党的教育，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合格。我们有些老党员长时期很合格，现在也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那么合格了。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有些人就是死抱着那个派。派性高于党性的大有人在，包括我们某些老党员在内。”[22]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行了揭、批、查，坚决清除党内打、砸、抢分子和帮派体系头头，但仍有一些危险分子没有改变立场，在党内隐藏下来，伺机反扑。
在作风上，有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影响，道德败坏、作风堕落，革命意志衰退，官僚习气严重，生活特殊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为政不廉，小病大养，办事拖沓。还有些党员纪律涣散，完全按个人的意愿发表言论，自由散漫。
所有这些，都损害了党的威信，影响了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要改变这种状况，重树党的领导权威，恢复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来性质和面貌，就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其次，只有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我们党才能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不仅仅是要拨乱反正，把党的自身建设和领导工作状况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而且要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把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因为，在新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使通过拨乱反正，使党的建设和领导工作简单地恢复到历史上最好时期的水平，如延安时期、建国初期等，由于形势和任务的不同，党的领导也仍然面临着进一步改善的问题。所以，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要使党的领导方式、领导作风和领导体制摆脱过去适应于革命战争年代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框框套套，把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要立足于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从而在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方面，建立一套新机制，闯出一条新路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围绕着如何领导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领导作风和领导体制。新中国成立后，这套领导方式、领导作风和领导体制并没有因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转变而发生根本的变革，而是伴随着“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形成、发展而不断得到强化，并在十年“文革”中被推向了极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逐步形成并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原有的那套旧的领导方式、领导作风和领导体制以及党员干部队伍的素质与能力，都呈现出种种不相适应的状态。
第一，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我们党主要依靠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加强自身建设，实现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健康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依靠经常性的工作和制度建设，采取循序渐进、积极稳妥的领导方式方法和和风细雨、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作风，来逐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稳定、健康迅速地发展。
第二，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尚未建立，或者在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我们党习惯于直接地管理、包办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务，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却要求正确划分党政职能，理顺党政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系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具体事务的作用；要求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第三，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产生了严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23]“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4]
第四，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而又懂得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党员干部。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十年“文革”的耽误，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知识结构等远远适应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正如邓小平所讲：“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25]
党的领导方式、领导作风、领导体制和党员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弊端，都严重地妨碍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妨碍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努力改善，党就很难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迫切需要，很难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再次，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也是整个改革大局的必然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对经济又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但是，理论和实践的结果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仅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始终把我国的改革视为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认为改革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也涉及到思想、文化、科技、教育领域，特别是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他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6]又讲：“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7]而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特征之一，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所提出的要求，首先就体现为对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首先就是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是要理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就是要理顺执政党和参政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只有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方式、领导作风、领导制度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固有的弊端才能从根本上革除，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大业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最终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