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中国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确立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同时，还着重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的问题。1979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就提出要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他说：“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1]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强调：“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2]在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中再次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3]“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4]具体说来：
首先，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党的基本路线能否长期不动摇。毛泽东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他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6]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处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们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态度如何，必然会在他们职权所涉及的范围内对党的政治路线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他们真诚地拥护党的政治路线，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来做，决心执行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那么党的政治路线就能被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相反，如果没有一批忠实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人，党的政治路线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以后，邓小平就一方面强调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清除属于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调整搞“两个凡是”的人；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善于发现和大胆起用人才，要把那些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人选拔到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这是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只有大胆提拔那些年富力强，既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又有经营管理才能，既有政治眼光，又有组织能力的有胆有识、勇于探索创新的闯将，才能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正是按照这种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并坚持实行了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使党的干部队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但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要使党的基本路线长期坚持下去，要管一百年，不是一代两代人的事情，必须坚持不懈地把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把干部队伍培养教育好。这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7]
其次，国家要长治久安，关键在人。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说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说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键在于把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好。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各个时期都把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问题，培养接班人问题，放在突出地位。他提出：“我们老干部的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他还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8]他还特别强调，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要看到眼前，而且要想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要记取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党的干部交接班问题上有过的严重教训。他明确指出：“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他还说：“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9]
邓小平同志强调培养接班人关系着政局的稳定，是从多方面来考虑这一问题的。最早是考虑如何使“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不能得逞。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大勇气，在一定范围内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对此，“四人帮”怀恨在心。王洪文跑到上海恶狠狠地说，“十年以后再看”。这时王洪文刚刚40岁，而邓小平同志已经71岁高龄了。王洪文的话传到邓小平同志耳里，邓小平当即找李先念同志谈话，指出：“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10]此后，邓小平同志就经常提醒全党同志注意培养接班人，不能让林彪、“四人帮”派系里的人来接班，留下后患。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的残余势力还在，心还未死。邓小平说：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再次提醒全党：“现在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11]他又提及王洪文那句“十年以后再看”的话，呼吁全党抓紧选好接班人。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同志要求老同志把培养接班人作为第一重任，以确保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彻底杜绝帮派势力死灰复燃。
二是出于新老干部正常交替的考虑。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干部新老交替与合作是永无完结的历史过程。邓小平认为，如果新老干部交替中断，新一代接不了班，政局就会出现不稳定。他说：“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12]找到了第三代，完成了新老交替，党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后，主动不担任党的总书记、不担任国家主席，并真诚地希望自己在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完成自然过渡。邓小平认为，新老干部正常交替，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顺利接班，这是中国政局保持长久稳定的关键。因此，培养好接班人，完成好新老干部的正常交替，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后继有人，继往开来，才能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三是为了始终保持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活力，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活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邓小平同志认为，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队伍的老年化趋势是不利于实现现代化这个大局的。这主要是因为老龄干部缺乏精力，而没有精力，做好工作是很困难的。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和方针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他提醒老同志：“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13]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的中心任务，是关系着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不实现干部年轻化，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党和国家也就不能实现长治久安。同时，实现领导机构年轻化，这本身就是涉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称之为“一场革命”，指出：“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14]他要求老同志要着眼于长远、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培养和选拔年轻接班人。
第三，反“和平演变”要靠接班人。“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采取的“不战而胜”的策略，旨在推翻我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美国杜勒斯为代表的西方反动政客把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国第三、第四代人身上。毛泽东同志对此十分警觉。他曾向党内高级干部及全党同志提出：要注意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1964年以后，毛泽东同志把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正式提了出来，并提出应当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其中一项重大的战略措施，就是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但他提出要注意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和要培养接班人的思想是正确的。进入八九十年代后，西方敌对势力乘机大肆进攻，采取“西化”“分化”的策略进行“和平演变”，即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往加紧渗透和颠覆，另一方面鼓动国内极少数反动势力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高度警惕西方“和平演变”的策略。他说：“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15]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在五六十年代，那时我们党的干部经过战争的风雨，政治思想强，作风过硬，西方变不了。进入八、九十年代，党内有老同志在，他们经过各种政治风浪，懂得事情的利害，西方敌对势力还是演变不了。邓小平同志清醒地指出：“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16]西方敌对势力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几代人身上。为了有效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把接班人培养好。他说：“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17]
总之，党的干部队伍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基本路线能否长期不动摇，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